46年前，我們的大學
撰文丨丁玖
責編丨李珊珊
我在文章《30歲才讀大學，那又如何？回憶我9個“老三屆”同學的人生逆襲》中描繪了我南京大學同窗中的九名老三屆。班上更多的伙伴基本同我一般大，他們本科四年的學習故事也值得寫上一文。
從年齡上看，我們七七級計算數(shù)學班四十八名同學中，五分之四都是二十來歲的“毛頭小子”“黃毛丫頭”。他們是班級的生力軍、沖鋒隊。最小的男生宋方敏就像陳凱歌電影《霸王別姬》中的一句臺詞那樣“年方二八”；最小的女生也只比他大了一歲，正處在“金色年華”。但是他們當中卻有兩個是被冠以“老”字尊稱的，男女各一：女的是錢邁建，男的是翟燦芳。但從名字上看，老錢似是男兒郎，老翟應為女嬌娥。
把老三屆除外后的我們?nèi)盼荒信嗄?，如果站在英國導演夏?span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padding: 0px;outline: 0px;max-width: 100%;color: rgb(136, 136, 136);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Don Sharp，1921-2011)于1978年重拍的經(jīng)典懸念片《三十九級臺階》中的大鐘樓內(nèi)臺階上，每人各占據(jù)一級，正好可以從最底排到最頂，可以協(xié)助影片主角排除定時炸彈。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走到鼓樓曙光寬銀幕電影院，觀賞了1982年譯制的這部驚險片。但是，這三十九名同學的年齡分布卻不是一致的。多數(shù)人的出生年位于1957年到1959年這個閉區(qū)間，取左端點1957者居多，而生于區(qū)間中點1958的次多，至少有六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我家鄉(xiāng)的縣就貢獻了兩人，另一位叫居志建，和年輕時扮演名片《茶花女》男主角的好萊塢大名星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1911-1969)一樣英氣逼人。
居志建和我從中學就有緣分：我讀高中他讀初中時，因為“文革”時學校的政治氣氛濃于學習氣氛，我們旺盛的精力用在了江都縣中學“毛澤東思想革命文藝宣傳隊”這個大舞臺上。他是表演組的后起之秀，我是樂器組的二胡拉手。他極有表演天賦，大學同學中大概無人能及，可是我們兩人都沒有報名參加南大學生文工團，因為數(shù)學已成我們生活中的重頭戲，加上系里功課太花時間，根本無暇顧及文藝活動。
狂做“吉米多維奇”的田剛
和我同年出生的另一個同學是田剛，他比我還小一個月。大一第二學期當我從計算技術專業(yè)換到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后，不久我也搬進了新宿舍，恰好就是田剛住的那間。田剛幾年中對我而言總是“高高在上”，因為他睡在我的上鋪，所以我們不僅成了一對舍友，而且他是我“睡在上鋪的兄弟”。這位兄弟高我半個頭，掰手腕卻是我的手下敗將，因為我在工廠干過幾年重活，雙臂練出了不少肌肉，而他的營養(yǎng)全部被輸送到腦部組織了。但是在居志建面前，我只能甘拜下風，因為他從小吃得比我好，而且多吃了幾個月的飯，長得身強體壯。幾十年后，每當別人和我聊到田剛，我有時會幽默一句：當年他睡上鋪，我睡下鋪，所以他現(xiàn)在的數(shù)學成就比我高了又高。同宿舍另一個睡在上鋪的同學，很有觀察能力，這樣的先天本領應該去當像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那樣的法國小說家。這位舍友觀察到睡斜對面上鋪的那位同學，睡覺時眼睛不閉，和《三國演義》里的張飛一樣，都是“名人異相”，認為此君將來必成大器。果然，他說中了。
田剛當今是中國數(shù)學界的一位領袖人物。在中國任何大學學數(shù)學的研究生，如果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就相當于美國人不知道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曾當過總統(tǒng)。他是我班同學中學問做得最好的一個，官也是當?shù)米畲蟮牧?，比如說，曾經(jīng)擔任過的北京大學副校長是他的一個行政職務，北京國際數(shù)學研究中心主任是他的學術標簽。1994年，當他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沃特曼獎時，我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中國記者對他的采訪，他的一句回答我還記得：“十年來我?guī)缀醴艞壛怂械墓?jié)假日時間，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比绻x者沒聽過著名的沃特曼獎，我就多寫兩句。這個獎是美國國會于1975年為慶祝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二十五周年、以首任主任沃特曼(Alan Waterman，1892-1967) 命名設立的最高級基金獎，它每年只獎給一人，在基金會資助的所有學科中挑選一位在被提名年結(jié)束前年齡未超三十五周歲或戴博士帽不到七年的學者(2018年后分別放寬到四十周歲和十年)。如果一位數(shù)學家在2018年前獲此殊榮，那他在四十周歲前拿到菲爾茲獎的概率可能大于二分之一。第二個華裔菲爾茲獎獲得者陶哲軒(Terence Tao，1975-)的普林斯頓大學數(shù)學系同門師兄費弗曼(Charles Fefferman，1949-) 1978年獲得同樣的獎前，就是沃特曼獎1976年得主。可惜四年后田剛未獲菲爾茲獎。人生就是這樣，幸運與遺憾并肩而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田剛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鉆研，無疑是他在數(shù)學上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而其源頭就在南京大學。他當然非常聰明，但他在成名后常說“我不是最聰明的”，他北大研究生同學也說過類似的話。不過，他一定認可自己“是最用功的”，他的師兄弟們也這樣認為。他對記者說過，在跟隨丘成桐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的那幾年，他平均每天只睡四小時。大學四年，我們目睹了他的拼搏精神，見證了他的不懈努力，看到了他的順利成長，分享了他的成功喜悅。每晚臨睡前，他幾乎總是坐在我床前的凳子上，在練習本上沙沙地解題，而我躺在床上看書時，從背影就推知他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那時我們狹小的寢室里放著五張上下鋪床，中間排著四張課桌，另加四張凳子，一共擠著九名舍友。誰曾預料這只“雞籠”里，飛出了全國七七級大學生中第一名中國科學院院士。
與我們中大多數(shù)有點不太一樣的是，當我們還不知道將來到底想干什么的時候，田剛就已清楚知道他未來想做什么。他的未來理想是當數(shù)學家，像他母親王明淑(1931-1984)先生那樣研究純粹數(shù)學。想好了自己的定位后，他“目標始終如一”。大學時代他雖然沒有刻意去讀馬列著作或進黨章學習小組，他做的完全和馬克思回答女兒燕妮的這六字名言一模一樣。按照他的說法，他的數(shù)學家母親對他一生影響巨大，包括未來職業(yè)的選擇。家有名師指導，實在是他的幸運。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班哪一個都比不上他。但是，光有家庭熏陶，按照毛主席的哲學思想，還只是“外因”條件，而“內(nèi)因”則是決定性的。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nèi)因是變化的根據(jù)，外因通過內(nèi)因而起作用?！睈蹖W習、肯學習、堅持不懈地學習、爭分奪秒地學習，是田剛不斷進步的內(nèi)因。
拿著正題一百分的高考數(shù)學成績，田剛像旋風一般刮進了南大數(shù)學系。他和班上少數(shù)幾個“年輕一代”在數(shù)學上是不怕以江蘇高考數(shù)學狀元魏木生為代表的老三屆的。他唯一感覺不太舒服的是這個專業(yè)的名稱，因為他不愿當未來的計算數(shù)學家，而是要當像他母親那樣的純粹數(shù)學家。好在不管想當什么數(shù)學家，數(shù)學分析是數(shù)學系所有專業(yè)的基礎課。他要和老三屆們比賽誰學得更好，誰的習題做得更多。于是，他拿出剛買的練習簿，借來蘇聯(lián)數(shù)學家吉米多維奇(Boris Demidovich，1906-1977)著名的《數(shù)學分析習題集》，一條一條地做下去。這本書大概有四千五百道題目，一小部分證明題相當難，需要高超的思維能力和很靈光的大腦，田剛就這樣從頭做到尾。我們的老師布置的作業(yè)基本來自這本習題集，但不可能條條都布置給學生，那太多了，超出了教學大綱的范疇，也不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則，因為教育方針是為一般人制定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班上有幾個同學硬是咬住這本書不放，做題不止，這個集合中年紀小的有田剛，年紀大的有何炳生。大家與《習題集》形影不離，如同親密的朋友，以至于我們干脆把它叫著“吉米多維奇”，就像我們對主要課外參考書《微積分學教程》也以它的作者“菲赫金哥爾茨”稱之。我們系當時的系主任葉彥謙(1923-2007)教授是這套三卷八冊書的第一卷第一和第二分冊的主要翻譯者。我班所有同學幾乎都從頭到尾讀過這八本微積分學的“圣經(jīng)”。但是十幾年前當我訪問國內(nèi)一所師范大學的數(shù)學系時，問及系里最優(yōu)秀的研究生，卻回答從未聽說過這套書，顯然菲赫金哥爾茨和吉米多維奇在中國大學的數(shù)學系已經(jīng)沒有四十五年前那樣的人氣了。
酷愛跑馬的數(shù)學家
在所有來自外省的七位同學當中，和我同年出生的張硯凝應該是最年輕的了。北京出生長大的他，其實是百分之百南方人的血統(tǒng)：父親生于湖南長沙，復旦大學畢業(yè)；母親是浙江寧波人。但除了與生俱來的聰慧和敏銳，他的身上到處彌漫著北方人的豪爽和堅韌：豪爽表現(xiàn)在做人上，就是對同學熱情洋溢、助人為樂；堅韌落實在學習上，則是對書本愛不釋手、對學業(yè)精益求精。他的這些優(yōu)秀作風，除了父母基因遺傳和家庭文化熏陶這些因素，也與他在“文革”中受到的政治歧視和社會上遭遇的人情冷暖有關。在他出生前，他的父親就不幸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更遭受打擊，過早離去，少年時的他一直在父親的陰影下掙扎。但是在如此困苦的環(huán)境下，在北京鐵路二中讀書的張硯凝，沒有放棄學習的機會，并幸運地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再加上疼愛上進學生的老師的教導，他得以遨游在數(shù)理化和英文的海洋里。
張硯凝跨進南京大學的最初日子我還在工廠上班，未能目睹他終于考上名校翻身解放的那份喜悅。如果我有幸和他同日錄取，校園首遇、目光相撞時，他的神情、他的向往，同樣能獲得我的共鳴。因為小小年紀的我們就飽嘗過人生的艱辛和世態(tài)的炎涼。今天，他將昔日所受的苦，轉(zhuǎn)化為對同學的愛。我自己一直是這種同學之情的受益者。1986年初，當我剛由南大自費公派到美國中西部的密歇根州立大學數(shù)學系讀博士學位時，一張來自斯坦福大學的明信片飄然而至，上面是我熟悉的字體，正在那校統(tǒng)計系讀博的他從西海岸向我伸出了歡迎的雙臂。當我在學校公寓的沙發(fā)上讀到他熱情的歡迎辭時，窗外是紛飛的大雪，內(nèi)心是溫暖的世界。如今，我們都已過花甲之年，但友誼天長地久，而且這種友誼已像解析函數(shù)那樣延拓到我的女兒身上。女兒的公寓離他們家的住所僅有五公里的路程，張硯凝夫婦對她的關心、照顧，使得女兒和他們結(jié)下深厚情誼。他甚至不讓她喊“叔叔”，而是直接以“硯凝”稱之，固然這是出于對西方文化習俗的接受，但它更反映出兩代人之間的親密之情。
張硯凝的自覺精神和讀書法則，堪稱全班楷模。有人讀書，看上去能一目十行，但不求甚解。這種陶淵明式的讀書方式，對陶詩人這樣的“好讀書”者，無可非議，甚至對人文學者還可提倡，但是對學數(shù)學者卻是大忌。張硯凝應最反對這種淺嘗輒止的學習法了，他要的是深鉆細研，刨根問底。在所有學科中，數(shù)學最強調(diào)推理，從公理出發(fā)，通過定義給出數(shù)學名詞的含義，然后由公理和已知的定理，經(jīng)過嚴格的推導過程，得到新的定理。數(shù)學分析這門難課，是推理的藝術結(jié)晶。我們所用的由吉林大學名教授江澤堅(1921-2005)等先生撰寫的教科書可謂字字珠璣，十分精煉，一句話都不能刪掉。不像我在美國教書時用到的《微積分》教科書，一千多頁，盡管體現(xiàn)了重視應用的美國精神，廢話實在太多，擠一擠可以擠掉許多水分，大概最適于成年人做自修的教材了。
在數(shù)學系所謂的“三高”基礎課中，數(shù)學分析課無疑是最難的。尤其在第一學期，那可怕的極限理論，一巴掌將昂首挺胸跨進南京大學校門的一小部分人的自信心拍得粉碎。那令人討厭的“ε-δ”語言，很快把他們的“滿腔傲氣”降成“垂頭喪氣”。哪怕他們晚上十時宿舍強制熄燈后，打著電筒在被子里看書，或跑到走廊上向鬼火般的頂燈借光，或躲進廁所不畏難聞臭氣借燈光閱讀，也難逃脫測驗不及格的厄運。班上的老三屆同學自然好得多，但也不是每人都像魏木生那么閑庭信步，從容不迫。從初等數(shù)學運算到高等數(shù)學思維，需要一個適應過程。這個過程或長或短，因人而異，沒有公式可以計算出來，除了初等數(shù)學的基礎起作用，也有接受能力的高低在作怪。剛進入以“無窮”為特征的數(shù)學分析時，跌跌爬爬、頭破血流，都是“常態(tài)”，不必大驚小怪，更不要像泄了氣的皮球，從此一蹶不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因病英年早逝的中國數(shù)學家張廣厚(1937-1987)，高中三年的數(shù)學考試次次滿分，1956年以高分考進北大數(shù)學系后的第一次數(shù)學分析課考試，竟然不及格，肯定是極限題目絆了他一個大跟頭。但是他沒有氣餒，期末考試就是優(yōu)了，而且本科六年是全年級中唯一門門全優(yōu)的學生。
這充分說明，要想打下堅實的現(xiàn)代數(shù)學基礎，大學中的這第一門分析課程一定要學得扎實，切忌馬虎行事。如果在這門課上丟盔棄甲，敗下陣來，后面幾年接踵而至的更高等的分析課程，如實變函數(shù)，就更難對付了。在我們班小字輩中，張硯凝是個成功的典范、學習的榜樣。他不是貪多嚼不爛的似懂非懂，而是穩(wěn)打穩(wěn)扎，步步為營：一個定義接著一個定義地透解，一個概念接著一個概念地厘清，一個定理接著一個定理地看懂，一個題目接著一個題目地做完?？梢哉f他是真正學懂了數(shù)學分析！每當同學們看到他那些超過九十分的考試成績時都不會驚訝，他們知道，一分耕耘一份收獲，鮮花是用汗水澆灌出來的。
如果說張硯凝只為自己的刻苦讀書灑下汗水，那太不全面了。本科后半程，他每天都為自己的體質(zhì)增強灑下汗水。每天清晨他都早起出門長跑。有段時期，我也和室友早晨長跑，得以在學校操場的大跑道上一睹他的跑姿：他個頭和我差不多高，但跑步時猶如梅花鹿向前飛躍，彈跳有力、姿勢優(yōu)美。據(jù)說馬俊仁訓練他的馬家軍時，也讓她們跑得像鹿那樣，不知他是否曾經(jīng)咨詢過張硯凝。強壯的身體保證了他的旺盛精力，提高了他的學習效率。他的長跑習慣始于大一期間對學習與鍛煉辯證關系的切身體會，最初由同舍好友普樂的短跑干勁所激發(fā)。四十多年來他堅持不懈地長跑，像美國好萊塢獲獎影片中的主角阿甘那樣越跑越長，最后跑進了馬拉松。在波士頓、紐約等地的國際馬拉松賽事中，我們見到了他的矯健身影。尤其令人難忘的是，2017年10月底當我們二十五名同學聚會江蘇常州附近的天目湖畔慶祝進校四十周年時，從美國硅谷專門趕回來的張硯凝沒中斷他清晨跑步的習慣，依舊雄姿英發(fā)，堅持跑步。大學四年，張硯凝的確是我班典型的青年才?。簩W習的標兵，鍛煉的健兒。
寫到這里，我突然覺得，接下來的這一段或許是我再次露面的最佳時機，因為我既和張硯凝同歲，也和他同高。但是我大學四年的學習成績平均分肯定不及他的高，跑步時的彈跳力更不能與他同日而語。唯一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就是我們兩人都喜歡人文的廣泛閱讀，有許多共同語言，非常談得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談得來。生于教師之家但十四周歲就開始在工廠謀生的我，在二十周歲前奇跡般地被南京大學錄取，對自己立下了一條軍令狀：把失去的五年時光補回來。五年之久的社會大學，不僅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更磨煉了我的求學意志，讓我在這個發(fā)奮讀書的集體中，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全方位地塑造了自己。
旗鼓相當?shù)?位同窗
班上還有一人很早就在數(shù)學上嶄露頭角。作為全班同學中最先出名的幾個青年才俊之一，王宏玉一進校就在風頭上蓋過別人，因為數(shù)學一直是他的最愛和強項。我這位表兄在班上是名人，早就有個響亮綽號了。那是在第一學期，事實上我和他共在教室上課前，我們的數(shù)學分析老師曾碰到一個代數(shù)不等式，一下子記不起怎樣證明它，因他家曾經(jīng)遭遇一場大火，將他所有數(shù)學筆記和習題解答燒個精光。于是他去問高考數(shù)學107分的王宏玉。王宏玉瞟了題目一眼，脫口而出：“直接用伯努利不等式證它！”第二天，顏起居(1936-2011)老師在上課前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似的宣布：我們班上有個“伯努利”。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1655-1705) 是數(shù)學史上最有名的瑞士一門九人數(shù)學家家族中最早出生的那個，是偉大的數(shù)學家。從此以后，“伯努利”的帽子就被戴到了王宏玉頭上。2018年5月25日，當我在揚州請王宏玉再次回憶這件往事時，他又沉浸在當年的得意之中。
王宏玉戴這頂帽子是實至名歸的。我在文章《1977年高考，我們考進南京大學數(shù)學系，回憶當年的“神仙打架”》中說過，“文革”對他的最大好處就是給他提供了幾乎不花錢的精神食糧——舊高等數(shù)學書，所以某天某日他讀到了伯努利不等式。在那段別人革命他不革命的時光，他不僅看了無數(shù)的數(shù)學書，也看了無數(shù)的非數(shù)學書。因而大學四年，他稱得上是我班最能健談的一位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似乎無所不曉，連輔導員有時也會坐下來聽他高談闊論。
王宏玉由于高等數(shù)學起步早，什么都走在別人的前頭，考起試來自然也不在話下。他和田剛理想一致，都想當純粹數(shù)學家。由于志趣相同，兩人一拍即合，相見恨晚，加上同住一室，一路來一路去，讀書、討論、做題，成了形影不離的好伙伴。如果他們是一男一女的話，估計都可以談情說愛了。不過那個時候的大學絕對禁止學生談戀愛。已經(jīng)結(jié)了婚的老三屆當然被容許和太太繼續(xù)談情說愛。王宏玉和田剛暗暗比賽誰的題目做得多。兩人都猛做吉米多維奇，但他們的風格稍有不同：田剛訓練有素，鋼筆字寫得秀麗，筆跡清楚易認，一本本作業(yè)的題解做得整整齊齊，清晰可辨，和班上的老三屆何炳生可有一比，四十五年后拿出來也能作為范本閱讀；而王宏玉寫任何東西都大而化之，隨隨便便，和他的外部形象一樣不修邊幅。他鋼筆字的美觀度與他課外讀書量的函數(shù)關系竟然互為反比，令人詫異，東倒西歪的筆跡難登大雅之堂，如果他進的是中國語言和文學系，那肯定不能上黑板。自然，一年過后，大概連他自己也不認識他到底寫的是什么東西了。好在現(xiàn)在都可以用電腦打字，他也不必親筆寫字了。
大學階段前兩年的“三高”課程，男生中除了幾個老三屆，就數(shù)王宏玉、田剛這一對學得最風光了。大部分人已經(jīng)被數(shù)學分析、線性代數(shù)以及后來的復變函數(shù)、實變函數(shù)等重課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兩位卻嫌不夠勁，加了另外一門課。不是必修的，而是旁聽研究生的現(xiàn)代分析課，因而沒有官方成績記錄在案。這是“文革”后數(shù)學系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必修的基礎課，用的教材是法國布爾巴基學派的主筆廸厄多內(nèi)(Jean Dieudonné，1906-1992)所撰的名著《現(xiàn)代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Modern Analysis)，主講人是函數(shù)論專家鄭維德(1932-2023)教授。數(shù)學分析也好、復變函數(shù)也好、實變函數(shù)也好，統(tǒng)統(tǒng)都是“具體的”分析，因為它們處理的對象都是數(shù)——實數(shù)或復數(shù)，只不過分析的內(nèi)容越來越難罷了。比方說，在數(shù)學分析里，談到的函數(shù)一般都定義在區(qū)間上，到了實變函數(shù)，函數(shù)的定義域可以是五花八門的可測集合。它們都屬于“古典分析”范疇?，F(xiàn)代分析本質(zhì)上就是古典分析的抽象化和現(xiàn)代化，其中的函數(shù)是抽象的，其定義域和值域可以是具有某些典型數(shù)學結(jié)構的任何集合。要想掌握現(xiàn)代數(shù)學，“現(xiàn)代分析”自然是基本的知識。王宏玉和田剛這門課的考試成績大大超過那些研究生，兩人的平均分是九十九。廸厄多內(nèi)這本書的中文譯本198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譯者之一就是協(xié)助鄭維德教授授課的蘇維宜教授。
關于王宏玉和田剛旁聽研究生課的這段故事，為了像做數(shù)學研究那樣考證嚴謹，我特地請黃衛(wèi)華同學就此詢問了蘇維宜先生。蘇先生的歷史回顧如下：
“田剛與王宏玉在本科階段就修讀了研究生的課程‘現(xiàn)代分析’，并且參加了考試。只是當時還沒有選修制度，所以他們聽課都是個人與老師聯(lián)系的，系里也沒有要求教師給他們計分。但是他們學習非常認真，成績非常優(yōu)秀。我記得考試成績比同時修課的所有研究生都好，試卷答案幾乎完美無缺。田剛做了大量習題，經(jīng)常被我拿來做示范，讓大家向他學習！”
她回憶完，覺得言猶未盡，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段：
“田剛考上北大研究生后，當時北大系主任程民德院士連連對我說：’謝謝你們給我們送來這么優(yōu)秀的學生！’王宏玉好像因為母親身體不好，就沒有遠離家鄉(xiāng)而做了黃正中先生的研究生?？傊?，他們當時的學習是非常優(yōu)秀的！周樹棠老師曾說：‘田剛考入南大時，數(shù)學試卷是滿分！’我的老師、田剛的母親王明淑老師對兒子的教育真是我們的楷模??！”
但是，還是有人可以跟他們“抗衡”。另一個姓王的或許書讀得并不亞于這一個姓王的，連魏木生這位班上的數(shù)學大伽都對他欣賞有加，所以此人絕對不能小戯。這另一個姓王的叫王雪平，比王宏玉大兩歲，卻和我同屬七二屆高中畢業(yè)生。我在工廠上班了五年，他在農(nóng)村種地了五年，最后殊途同歸于南京大學這片熱土。王雪平是蘇南人，具有常熟、江陰和無錫人的共同優(yōu)點，因為他就出生在這三個縣交界處一座名為顧山的腳下，所以戶口屬于常熟的他，也能“就近”讀上鄰縣以山命名的江陰顧山中學。不知是否顧山在法國人眼里太有名了，還是作為顧山之子的王雪平在法國學術界太有名了，法國2014年新任駐華大使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一到北京就任，就給自己起了“顧山”這個官方中文名字。大學時代的王雪平平時話語不多，不像王宏玉那樣講起來滔滔不絕，但是一旦他的嘴吐出幾個字，就像“惜言如金”的量子力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那樣，都是有價值有分量的，因為他懂得“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道理。
王雪平?jīng)]有和王宏玉、田剛倆結(jié)伴去聽研究生的現(xiàn)代分析課，但他不必去，因為他自學就夠了，或許另一個原因是他不喜歡走到附近的南京師范學院去聽這門課，這太花他的時間了。他自學的本領極強，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讀書時高度的專注力。他有功夫做到一坐下來可以兩個小時動也不動，這簡直就是成為優(yōu)秀數(shù)學家的必要條件！如果晚年的法國大作家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也是這么耐心的話，那么為他雕塑的大師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就可能按時完成這座不朽的雕像了。后來，班上一位同學在“規(guī)勸”另一位同學時，就“命令”他向王雪平看齊：“你看看人家看書時一動不動，哪像你東張西望！”二十多年前，我回到高中母校一游，幾個教過我家兄弟姐妹的老師對我說：現(xiàn)在有些學生跟你們當年不能比了，有的上課時眼睛老是看著窗外。注意力很可能是成才的最關鍵要素。有的人可以在喧嘩的環(huán)境中像石雕一般地坐著看書，好像他是這熱鬧場所里的一個聾子，王雪平就是這種人。有這樣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王雪平想不成才都難。
但是在學習上，王雪平還是能和旗鼓相當?shù)耐昂先旱模辉谏钌纤彩欠浅ｋS和的。他曾與王宏玉及田剛?cè)艘唤M，一塊自學，大家捧起一本名著認真讀起來，集體討論，共同做題。他們新學的那本書是全世界最經(jīng)典的近世代數(shù)讀本，它第四版以后的書名被作者改成簡潔的“代數(shù)學”，但這容易誤導走進書店的普通顧客。大學期間我有次回家，去了縣城的新華書店。那時不像現(xiàn)在，沒有質(zhì)量良莠不齊的教輔書堆在那里大賣，基本都是貨真價實的書籍。只見一位顧客咨詢店員想買一本讀高中兒子要的代數(shù)書。他一看到那兩卷封面上寫著“代數(shù)學”三個白底大字的書，馬上如獲至寶，以為這就是洋人特地給中國高中生撰寫的初等代數(shù)，喜滋滋地付了兩點七元買下。這位洋人就是荷蘭大代數(shù)學家范·德·瓦爾登(Bartel van der Waerden，1903-1996)，此書是他年輕時根據(jù)史上最偉大女數(shù)學家諾特(Emmy Noether，1882-1935)和另一位大數(shù)學家阿廷(Emil Artin，1898-1962)的近世代數(shù)講稿寫成，起名“近世代數(shù)學”，初版于1930年。四年后，中國的留學生周煒良(Wei-liang Chow，1911-1995)從哥廷根大學去了萊比錫大學跟隨范·德·瓦爾登一起研究?！洞鷶?shù)學》三十年后的第五版由中國代數(shù)學家丁石孫(1927-2019)、曾肯成(1927-2004)和郝鈵新(?-2014)譯成中文分上下卷出版。
我的“個人圖書館”也有這本書，留學時從中國帶到了美國。它的來歷非常有趣：一位留校教師曾經(jīng)買過這本名著的第一卷，但他最終“棄教從政”，因為這條管理之路比那條教研之路光明。很快他就擠進中層班子而春風得意。這時，他需要多看人文社科方面的書籍了，有些無用的專業(yè)書需要處理。那段時期人人住房緊張、空間有限。于是他希望有人購買他的《代數(shù)學I》。在美國，老百姓多余不看之書大都捐給公立圖書館，而圖書館則將它們公開賤賣，往往五十美分一本甚至一袋書三美元，半賣半送。這也是美國人普遍比中國人喜歡閱讀的原因之一，我讀過的許多書就是這樣買來的。但是這位先生要原價出售他不想讀的抽象代數(shù)，就極力希望我將這本《代數(shù)學I》買下來。讀大學時我與王宏玉不太一樣，他買書時絕不皺眉，所以他枕頭邊的數(shù)學書堆得很高。后來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時，經(jīng)常讓我在美國幫他購書寄去。而我則與他相反，很小就不想多花父母的錢，盡量獨立養(yǎng)活自己，迫不得已時才買上一本必讀之書。所以盡管我班一些同學慕名買了“范·德·瓦爾登”，我卻一直沒買，畢竟二元七角的成本超過我回家單程汽車票價。我是不想買進別人轉(zhuǎn)手賣的半套書，況且書的扉頁上還有此君寫下的大名。但是禁不住一位熱心者的三寸不爛之舌，好說話的我只好用一元五角的人民幣換了這上卷的《代數(shù)學》。后來，我只好在南京的書店又花了一元二角買了下卷，在其扉頁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與上卷原主人的名字遙相呼應，并寫下“1979年10月購于南京”幾個字。
在大學里，每個人都有他展示自己各種能力的風光時刻。王雪平的一次數(shù)學風頭展現(xiàn)在大三第一學期的復變函數(shù)課上。我記憶猶新的是，教這門課的何澤霖老師當眾肯定了他對一道難題的絕妙解法，因為這出乎了老師的意料之外，所以性格沉穩(wěn)的何老師也激動得將之公之于眾。大學四年，我們的老師不僅教書認真負責，而且要求嚴格，有的甚至態(tài)度嚴厲，課上很少聽到表揚之語，倒是不乏直言批評；我將另寫一文回憶他們怎樣“傳道授業(yè)解惑”。因此，平時面部表情平淡，看上去榮辱不驚的王雪平也有理由為自己喝一次彩了。當然，大學四年，我們一直為他喝彩。
班上和王宏玉同齡的同學中，有位徐興旺也是蘇北人，出生在揚州以東一百多公里的海安縣，剛進校時比王宏玉還土。興旺讀小學時肯定比宏玉貪玩，貪玩到小學畢業(yè)前只得留一級的地步，但一年后他成了全班第一。所以要想成為知名數(shù)學家，年少時可以輸在起跑線上。魏木生的數(shù)學到了高中才飛躍，徐興旺則提前到復讀一年的小學六年級。高中畢業(yè)后，徐興旺回鄉(xiāng)干了不少農(nóng)活，最終當上中學數(shù)學代課教師，先教初二，后教高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和魏木生高考時都不必復習高中數(shù)學，因為他們都教高中數(shù)學，早已復習好了。進南大四年后，正因為王宏玉和徐興旺差不多一樣大，他們好像預先商量好了似的，都當了黃正中(1916-2012)教授的碩士研究生，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對師兄弟。那時黃教授在系里威望極高，比他更老一輩的教授，如二級教授孫光遠(1900-1979)和一級教授曾遠榮(1903-1994)，都已經(jīng)去世或已垂垂老矣，早就不做研究了，更不要說帶什么研究生了。他這個三級教授不僅是系里級別高的老教授，而且還在做學問。好不容易招進這兩個好學生，他的干勁更足，連自己走路拐杖擺動得都比往?？炝恕Ｊ聦嵣?，王宏玉和徐興旺是愛才心切的黃先生從已被本系常微分方程方向錄取的研究生中搶來的。這兩位也讓長壽的導師晚年甚感得意。他們一個考取了北大數(shù)學系張恭慶教授的博士生，一個去了美國康奈迪克大學數(shù)學系讀博。后來他們又像約好似的，幾乎同時奔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
黃正中教授對研究生的指導非常認真負責。幾年中，他每學期都給這兩個學生開課，手把手教他們。微分幾何這門學科需要的基礎知識甚多。我記得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數(shù)學系讀書時，一位來自國內(nèi)的留學生通過博士資格、預備考后，走進了系里名氣最大的微分幾何教授、來自臺灣的陳邦彥(1943-)先生辦公室，想請他擔當論文導師。但陳先生回答道，要做他的弟子，需要讀完多少多少本大部頭書，實際上婉拒了對方。王宏玉和徐興旺未來的發(fā)展，基本功就是黃先生給他們打下的。王宏玉于北京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發(fā)表在《微分幾何雜志》上；而徐興旺獲得博士學位后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二十五年，研究做得風生水起，事業(yè)越來越興旺，沒有辜負他父母給他起名時所寄予的厚望。
有人錯失了美好的姑娘，
有人曾想出讓自己的出國資格，
他們都有著光輝的未來
縱然王宏玉和徐興旺對導師有一千個滿意，一萬個滿意，卻有一個不滿意。當時大學生戀愛結(jié)婚是“違反學校規(guī)定”的，但校方對研究生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那么“瞎管閑事”。可是黃正中教授卻對他的弟子立下軍令狀：讀研期間不要結(jié)婚，并且聽他的口氣好像最好連戀愛也不要談。這可急壞了王宏玉，因為他和女朋友的戀愛關系已經(jīng)上升到未婚夫妻關系，感情日日進步。至于徐興旺，他進校前沒有王宏玉那樣的天時地利人和先決條件，感情上自然是一張白紙，進校后可能和其他人一樣，不愿殺回老家找太太，再漂亮也不行。因為考上大學，大家對“精神結(jié)合”更為看重，而不僅僅“以貌取人”。我記得田剛和我曾在私下討論過“未來太太應是什么樣”這一話題，我們的結(jié)論是“她應該知識廣博而不必專業(yè)精通”?；蛟S我們當時太年輕，下的結(jié)論未免過于片面，但有可能他是按此標準娶了太太。與班上眾多還未有女朋友的單身漢一樣，讀了研究生的徐興旺當然羨慕他的師兄弟戀愛談得熱火朝天，而且充分享受未婚妻每次來寧對未婚夫的關心和體貼：衣褲全洗、床單全換，就差幫他洗頭刮臉了。但是，四十年后再回頭看，幸虧黃正中教授以他的威嚴暫時阻擋了徐興旺的戀愛之路，迫使他一心一意撲在學業(yè)上，先立業(yè)后成家，否則他如果太早墜入情網(wǎng)，說不定就和后來的諸多榮譽失之交臂了。
我班同學，除了個別人是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絕大多數(shù)已在社會上摔打過一兩年到十幾年不等，都知道上大學的機會真是來之不易，一旦跨進校門，個個全力以赴讀好書。除了刻苦學習和鍛煉身體，全班同學彼此友愛，互相謙讓，整個班級幾乎看不到唯我獨尊以自己為中心的人，更不會出現(xiàn)硝煙彌漫的一團混戰(zhàn)。總而言之，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相對比較成熟，心理健康、胸懷寬廣。如同黃衛(wèi)華在他的高考回憶中所述，我班輔導員邱增煌老師“根本不需要管我們的學習，他的任務就是把我們從教室拉到操場上進行體育鍛煉，要把我們的身體搞好，因為出現(xiàn)了一些為了學習而累壞了的學生?！?/span>
上面著墨描繪的青年才俊們沒有一個畢業(yè)后“忠實”于自己的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其中三人成了微分幾何學家，他們是王宏玉、田剛和徐興旺；張硯凝成了統(tǒng)計學家；而王雪平則成為偏理論研究的應用數(shù)學家。不過，他們畢竟是班上的少數(shù)派，多數(shù)同學上了計算數(shù)學這條船后就再也沒有下來，包括所有的老三屆。畢竟熱愛自己的專業(yè)就像熱愛自己的配偶一樣總是好事。但是，對于學問的追求，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大概是最明智的選擇。有的人喜歡理論研究，愛好定理證明，就會容易選擇純粹數(shù)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伴侶”；另外一些人看到應用就會興奮，不用電腦手要發(fā)癢，這樣的人則更鐘情于計算數(shù)學。一般說來，無論是修課還是研究，純粹數(shù)學較之計算數(shù)學可能包括更多更難的推理過程，對思維活動的要求看上去要更高一點，由此似乎容易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純粹數(shù)學難學難搞，計算數(shù)學相對容易。所以在中國，許多搞純粹數(shù)學的學者不大瞧得起搞計算數(shù)學的學者。其實，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在美國，許多優(yōu)秀的計算數(shù)學家同時也是卓越的純粹數(shù)學家，比如紐約大學柯朗數(shù)學科學研究所的拉克斯(Peter Lax，1926-)教授。他得過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數(shù)學大獎，如以色列總統(tǒng)頒發(fā)的沃爾夫獎和挪威國王授予的阿貝爾獎，也從美國總統(tǒng)手里領過國家科學獎。1980年代中期，他曾經(jīng)給留學美國的魏木生寫過很給力的求職推薦信，因為后者于布朗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推翻了他關于散射波的一個猜想。
現(xiàn)在該寫寫我班計算數(shù)學“大船”上的那些青年才俊們，姑且就從蘇北、蘇南各取一位代表介紹給讀者，他們分別于1955年和1956年出生。蘇北的那個是黃衛(wèi)華的老鄉(xiāng)、靖江縣的巫孝南，他是“正牌貨”，屬于我班二十二名第一批錄取的學生；蘇南的這個名叫盛秦，來自姑蘇城，是與我同時被計算技術專業(yè)錄取的“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也一同被轉(zhuǎn)到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我與盛秦一起參加了1985年5月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舉行的托?？荚?，同年十一月也一塊在上海買了同樣牌子的羽絨服。十二月底，他去了劍橋大學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1942-2018) 所在的應用數(shù)學與理論物理系念他的計算數(shù)學博士學位，而我于第二年的元旦赴美進了密歇根州立大學讀我的應用數(shù)學博士學位，所以我們幾乎算得上同時出國留學。
巫孝南和盛秦兩位同學至少有一個共性，他們都不大愛講話，甚至比王雪平還要沉默寡言。王雪平可能是太用功而舍不得花時間談天說地，他們兩個則有可能是“禍從口出”古訓的忠實信徒。尤其是盛秦，班上的同學都百思不得其解，為何他靦腆得像個羞答答的大姑娘？班上唯一比他還要話少的同學是夏霖。在2017年的同學聚會期間，夏霖終于告訴我們四十年前他為何不敢講話。那是因為他的父親、我系夏定中教授“文革”中被造反派整得厲害，導致家里人十分恐懼，他只得用閉嘴來對付這個世界。運用類比法，我們可以假設盛秦話少的原因大概也是源自于“文革”，然后按照胡適(1891-1962)的建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事實上，當盛秦還不到十歲時，他和兩個弟弟的父母就突然在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原來他們被紅衛(wèi)兵押送到遙遠的勞改農(nóng)場去勞動了。理由居然一是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并進化成高級知識分子，二是他們家族的一位前輩于1905年創(chuàng)建了中國紅十字會，而這舉措被認為帶有反動資產(chǎn)階級脈脈溫情的人道主義。由于長期與父母分離，三弟兄的生活主要靠祖母照顧，而不至于流浪街頭，但因失去家庭歡笑和談話對象，至少讓老大盛秦逐步養(yǎng)成了三緘其口的個性，終成習慣。盛秦在艱難中長到十九歲時，進了一家服裝廠干活，每天要燙百余件的衣服。就這樣，他還是沒有談話的對象，或許每天只能對著活人穿的死襯衫喃喃自語。不過，進了碩士研究生階段后，他風格大變，談吐量與日俱增。更何況導師蘇煜城(1927-2022)教授也不像黃正中教授那么“多管閑事”。留學劍橋后的他，話匣子全面打開，與過去完全判若兩人。幾十年來，他的合作伙伴多如牛毛，他的學術關系密如蜘網(wǎng)。他頻頻參與組織大型學術會議，相當活躍；他發(fā)表了百余篇學術論文，于2010年成為一本知名國際學術期刊的主編之一。
言語不多的巫孝南功課學得十分扎實，和他的為人一模一樣。雖然同學們輕易見不到他的微笑，但他的心總是熱乎乎的、真誠的，絕不是人們有時見到的“嘴上的英雄”。我在美國的同門師兄弟中，有一個可與他一比。他是中國了不起的數(shù)學家王柔懷(1924-2001)教授的三子王筱沈。我們的博士論文導師這樣評價他：他不一定為后面過來的教授拉住門讓進，但是如果哪個人需要幫助，第一個伸手相援的就是他。我2011年學術假在香港浸會大學待過一陣，在巫孝南教書的系里聽到他的學生告訴我，巫教授的數(shù)學分析課是全系講得最認真的。南京大學畢業(yè)后，巫孝南不聲不響地考進了北京大學，跟隨一位計算數(shù)學的名家學藝。那里是中國第一個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的誕生地，給了他極大的發(fā)展空間。幸虧他考走了，否則班上一大堆報考本系本專業(yè)研究生的同學，其中包括那幾個成績最佳的，就要面對這個有力的競爭對手。事實上他們面對的是另一個挑戰(zhàn)者——盛秦。盛秦考上了，和北上京城的巫孝南一樣，學的都是數(shù)值求解偏微分方程。巫孝南的碩士論文做得特別棒，他的導師常常提起，后來他們師生還合寫了一本專著。經(jīng)過北大淬煉的巫孝南投身到美國名校的熔爐里繼續(xù)淬煉，百煉成鋼。他的分析功底讓他在偏微分方程離散法的領域里所向披靡，研究結(jié)果發(fā)表在美國工業(yè)與應用數(shù)學會的數(shù)值分析雜志上。那是連匿名審稿人都比其他期刊多一倍的頂尖雜志。至于盛秦，從小培養(yǎng)的動手能力和熱愛物理的天性注定讓他酷愛計算數(shù)學。到美國任教后，他把自己擅長的計算本領直接用于應用科學，與工程系不同膚色的教授們打成一片，幾乎被他們調(diào)教成了一名工程數(shù)學家了！
2020年5月30日，巫孝南在香港不幸去世，享年六十四周歲。他是我班男同學中第一個離世的，引起了全體同學的極度悲傷。在幾天后我班主持的網(wǎng)上追思會上，無論是立足國內(nèi)的本科生同窗，還是身在海外的研究生好友，還有他退休前的數(shù)學系同事，紛紛發(fā)言，深情回憶了他教學研究的認真態(tài)度、不事張揚的低調(diào)作風以及助人為樂的處世方式。
比巫孝南、盛秦還要喜歡計算的青年才俊應該是李玉華。他的動手能力可能比前二位還要強。從機械工業(yè)部到同方清之這個清華同方的子公司，四十年中，他把計算機玩得爐火純青。這一點其他同學都不如他，除了現(xiàn)在工作于加州硅谷的潘衛(wèi)平和他可能有一拼。盛秦進校前玩得多的好像是攝影、無線電之類的，當然還有繪畫，不過入學后對后者只好“金盆洗手”。李玉華進校后到了高年級時，和李亞非、巫孝南等熱心人進一步玩起了“頭上功夫”：義務為男同學理發(fā)，我就是受益人之一。如果他再義務為女同學燙發(fā)，肯定她們當中有人會愛上他。李玉華是值得愛的。他善良、心細，講話總是輕聲細語。這位湖南來的小伙子，不像是吃辣椒長大的，倒像是個燒菜總放糖的文質(zhì)彬彬的揚州人。
說到揚州人，我們班上有兩個來自揚州市區(qū)的同學，其中傅冬生具有典型的書生氣質(zhì)，他十分聰明，學習不費力氣。他畢業(yè)于將近有五十個校友是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的江蘇省揚州中學。我從未看到他有書讀得愁眉苦臉的時候。他的興趣也廣，常去閱覽室補充人文的“維生素”。我的日記就記錄過我們同去讀小說的情景。他的高考數(shù)學分數(shù)雖然不及另一個來自揚州市區(qū)的老鄉(xiāng)王宏玉，但總分或許比后者還高，三百四十分左右可能是全班所有“青年才俊”中的最大值之一，大概跟另一高分者蔣珉有一拼。有趣的是，許多比他小的同學都喜歡喊他“小傅”，包括我，大概是因為他長得格外年輕。他至今還是顯得很年輕，這歸功于他的極好心態(tài)，榮辱不驚、淡泊名利。他留校教書幾十年，教出了不少好學生，但他最優(yōu)的產(chǎn)品是自己的公子。當別的同學為子女的前途焦慮不安經(jīng)常失眠的時候，他的兒子穩(wěn)穩(wěn)當當?shù)乇宦槭±砉W院的研究生院錄取了，幾年前已獲博士學位，這大概也是他外貌顯得年輕的原因之一吧。
無錫真不愧為人才輩出之寶地。我班不光老三屆中半壁江山被無錫人占領了，全班最小的娃娃居然也被無錫人搶去了，他就是宋方敏，簡稱小宋，十六歲就與大哥哥大姐姐們同在一個屋檐下讀書了。進校后，因為他搶走了我的“全班年齡最小”的標牌，我對他就格外注意了。我發(fā)現(xiàn)，他不僅大腦超前發(fā)育，連胡須也長得飛快，下巴上絡腮胡子遍地開花，繁茂生長，于是他每天都要比其他同學少花幾分鐘讀書學習而用于清理胡子。但是，堤外損失堤內(nèi)補，他那超強的智力可以保證他不用花那么多時間在書本上。不過他不聽他的智力主人的建議，每天起得比老三屆還早，起床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英文單詞，須知學英文是與智力無關的，只是個死記硬背的活罷了。宋方敏腦袋瓜再聰明，也只好老老實實地攻英文了。
事實上，英文成了班上老三屆們的巨大障礙，尹光炎、薛富林等人除外，因為英語是他們中學的必修課?；蛟S最苦的是何炳生，只因他從初中開始就和多數(shù)中學生一樣被要求學俄文，但是，意志堅強的他一生居然學會了三門外語，最后一門是他敲開德國博士學位之門的必備武器，那是在他三十四周歲時被系里公費派去德國留學前，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從德文的ABC開始學會的。當年，消息靈通的宋方敏堅持對我說：“公派德國留學非你莫屬”，因為我當時已學了一年半的第二外語德文，況且我還比老何年輕十歲。但是老何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成績僅次于老錢，而且是共產(chǎn)黨員，愛國的精神絕對很強，系領導認為他學成后不會滯留不歸。事實證明，領導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因為我在讀研究生階段又修過第三外語俄文，據(jù)說留校后系里把我的名字提交給國家教育部，等有機會時公派留蘇。其實，何炳生那年并不想出國，因為他長期的家庭經(jīng)濟困難和夫妻分居使得他渴望早日工作，掙錢養(yǎng)家。正如他在自己的一篇隨筆中所云，他那時盼望有人以一兩千元人民幣的價錢和他交換出國名額。我那時不知道他的這個內(nèi)心活動，否則父母砸鍋賣鐵也會湊齊兩千元鈔票讓我留學西歐。幸虧何炳生的幻想沒有實現(xiàn)，否則中國現(xiàn)在就會缺了一個最優(yōu)化子領域“變分不等式”的著名學者和“被引用次數(shù)”最多的中國數(shù)學家之一。
宋方敏呢？他沒心思學計算數(shù)學，因為他太愛純粹數(shù)學了。眾人面前，他出過一次大風頭：那次一位在美國名校拿到數(shù)學博士學位、回祖國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工作的青年學者來到南京大學訪問。我們學生有機會聽了他在大教室所做的關于歐拉示性數(shù)的科普報告。期間他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只見小宋站了起來，給出了幾近完美的回答。但是宋方敏并沒有被這位拓撲學家所俘虜，他被本系莫紹揆(1917-2011)教授高深莫測的數(shù)理邏輯迷住了，于是一心一意地跟著他走下去，成了莫先生的優(yōu)秀弟子。如果他再大那么兩三歲的話，說不定還會戰(zhàn)勝他的師兄，上升為莫家的乘龍快婿呢。當年他沒有被計算技術專業(yè)錄取，如今他反而在計算機科學系“作威作福”，置身于系級的領導階層。我班留校工作的同學，沒有人在數(shù)學系擔任過系主任或系副主任的角色，頂多像何炳生當個教研室主任之類的，只有宋方敏頭頂著其他系副主任的頭銜，可見數(shù)理邏輯在計算科學中的地位。
我把我的兩位“師兄”王思運和倪勤推遲到本文最后來寫，是因為他們和我同學關系最久，不是四年，而是六年半，包括兩年半的碩士研究生。我們?nèi)说哪挲g恰巧構成三個相鄰的自然數(shù)。王思運長我兩歲，他是真正的一表人才，長方臉型、皮膚白皙、濃眉大眼、身材均勻，長得很像周恩來總理年輕時的模樣。這樣的美男子照理應該是所有女孩子的夢中情人，但是那幾年我班的男生宿舍門可羅雀，姑娘蹤影全無。怪來怪去，還是怪王思運生不逢時，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們，不僅結(jié)婚沒門，而且戀愛禁止，否則有可能被開除學籍。這樣也好，王思運一門心思好好念書，成績自然很好。但是一讀研究生，學校不讓學生談情說愛的冷酷規(guī)定頓時失效。一位熱心的女士馬上給他介紹學識長相旗鼓相當?shù)呐笥?。女方父母都是教授，母親更厲害，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但是王思運不談戀愛慣了，一時不知所措，錯失良機。1986年秋，無牽無掛的他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優(yōu)化領域大教授戈德法布(Donald Goldfarb，1941-)網(wǎng)羅門下，拿到博士學位后一直待在那個最有活力的美國第一大城。
我最后一次見到王師兄已經(jīng)是三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他還是個寒酸的博士生。在他的公寓我品嘗了這輩子吃過的最酥軟的紅燒肉，這樣吃對腸胃最好。而倪勤師兄在全世界爆發(fā)新冠病毒疫情前與我?guī)缀跄昴暌娒?，除了我第一次回國前的六年半，還有他在德國跟隨數(shù)值最優(yōu)化的名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的那幾年。倪勤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非常嚴肅的班長。后來當班上的新黨員人數(shù)增長到足夠的數(shù)量時，他舒了一口氣，完成了系領導交給他的非正式政治任務，也開始“嘻嘻哈哈”了。現(xiàn)在他干脆將同學微信群中自己的昵稱改為“老頑童”?；叵肫鸫髮W時代，我也和大多數(shù)同學一樣政治上要求進步，但正如個別“只專不紅”的青年才俊偶爾嘲弄我的那樣：“你怎么到現(xiàn)在還沒有從‘黨章學習小組’畢業(yè)呀？”的確，我那時還真沒有“足夠地進步”。
我和倪勤可能是海外海內(nèi)交往最多的老同學了，盡管我早已“背叛”師門，博士論文做的是與碩士專業(yè)風馬牛不相及的另一套。在我的碩士、博士師兄弟師姐妹中，我只同一位博士師兄弟合作過，做的是與兩人的主要研究不相干的事，完全是興趣所致。但是我們工作的動因卻來自于魏木生所開創(chuàng)的“虧秩矩陣廣義逆攝動理論”。這是他關于散射波計算的博士論文研究派生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副產(chǎn)品，后來帶動了一批人跟進研究。然而，沒有合作研究絲毫沒有影響到我與倪勤親密的師兄弟關系以及他對我的關心和影響。2003年秋，當我應他的邀請回國為一百零四個大二學生中英雙語教授函數(shù)逼近理論時，每晚都能看到身為理學院院長的他陪著太太在校園散步。這讓我既吃驚又羨慕：吃驚是因為我認識的國內(nèi)大部分院長系主任，忙得無暇陪太太散步；羨慕是因為這真是一對恩愛有加的夫妻。后來，倪勤主動辭去了院長之職，專心于教學與科研，這又讓許多人感到吃驚。因為在中國，“學而優(yōu)則仕”總是常理，而且學問越是精進、官就做得越大，手中的資源也就會越多，很難想象有誰會主動放棄。于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更加鮮明了。
總而言之，我班那些青年才俊們故事多多，無法在寫得已夠長的本文一一道出，只好今后有機會再說。讀者，尤其是女讀者，自然會問，怎么說來說去一個女性的故事也沒有聽到？很有“男尊女卑”之嫌！我是故意這么做的。女同學的故事同樣非常優(yōu)美，但有時也伴隨著凄然，值得另撰一文，娓娓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