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編輯讓孩子更聰明？英生物學家：不要浪費您的錢
本文原標題為Interview: Matthew Cobb on the Ethics of Genetic Engineering，2023年1月6日首發(fā)于Undark。Undark是一個非營利、獨立的數(shù)字科學新聞雜志，致力于探索科學與社會的交界。
撰文 ｜ Dan Falk
翻譯 ｜ 玉寶
基因工程（或遺傳學工程）是過去半個世紀中最重要的科學突破之一。它引發(fā)的爭議比任何其它領(lǐng)域都多。任職于曼徹斯特大學的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馬修·科布(Matthew Cobb)，在其新書As Gods: A Moral History of the Genetic Age（暫譯名：《扮演上帝：基因工程時代的倫理問題》）中深入探討了該領(lǐng)域的跌宕起伏。
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50年前。1972年人類發(fā)明了DNA重組技術(shù)，可以把來自兩個或多個物種的基因進行編排。科布在書中寫道，這一年“標志著人類改造基因的能力發(fā)生了質(zhì)變——（生物演化背后的）‘盲眼鐘表匠’變得精準和隨意”。1973年，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 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研發(fā)了一種技術(shù)，可以輕松地將外源基因轉(zhuǎn)移到大腸桿菌的基因中，實現(xiàn)了全球首個轉(zhuǎn)基因生物。次年，魯?shù)婪颉ひ崾≧udolf Jaenisch）做出了全球首個轉(zhuǎn)基因動物——一只小鼠。
如科布新作的書名所示，科學家最近就像擁有了上帝般的力量：實現(xiàn)了在基因?qū)用娓脑焐矬w。這種力量可以造福人類，例如針對疾病的基因療法，或研發(fā)出具有各種抗性的農(nóng)作物。但是，技術(shù)的安全性問題一直在暗潮涌動。
20世紀70年代早期，科學界就非常關(guān)注基因工程，有些知名科學家甚至呼吁暫停這一技術(shù)的研究。這些擔憂促成了1975年的重組DNA國際大會（又叫阿西洛馬會議，因為在加州Asilomar舉辦），科學家聚在一起專門討論了基因工程中的潛在問題。會議沒有叫停這一技術(shù)，其焦點反而放在了如何在不造成公共危害的前提下繼續(xù)開展相關(guān)研究。
隨后幾十年，基因工程領(lǐng)域加速發(fā)展，也伴隨著諸多爭議。1996年，克隆羊多莉成為新聞頭條，人們想知道克隆技術(shù)能走多遠、走向何處。影響到種系細胞（將基因組傳遞給下一代的細胞）的基因操作，往往會引起特別的擔憂。2018年，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布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shù)修飾了多個人類胚胎，這些胚胎移植后誕生了兩名雙胞胎女孩。一時間輿論沸騰。此后，人們越來越擔憂改造后的病原體發(fā)生泄露或其它形式的生物恐怖主義。
在科布看來，基因工程研究的兩幅面孔難解難分——造福人類或帶來噩夢。他堅信這項技術(shù)太重要了，決策不能只靠科學家。
對科布的采訪通過ZOOM進行，訪談內(nèi)容出于篇幅和清晰的需要做了部分編輯。
生物學家、歷史學家馬修·科布(Matthew Cobb)
Undark：人們經(jīng)常聽到的批評是，基因工程和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科學家在“扮演上帝”。我知道這很難一概而論，但科學家是否做了足夠多的宣講來讓公眾了解自己的研究，并提防技術(shù)誤用的后果？
科布：答案并不是簡單的是或否。總體上是積極的?？茖W家、遺傳學家從70年代早期就已經(jīng)意識到這項技術(shù)的潛在風險。至少，科學家意識到要確保他們所做的任何實驗，如果確實產(chǎn)生了意外的后果，那么在機制上要保證這種風險只停留在實驗室中，不能擴散出去，不能感染任何人或其它生物體。
非常重要的事實是，它（阿西洛馬會議）舉行時，當時沒有公眾在場——我認為這影響深遠。對基因工程持批評態(tài)度的各種人士，包括一些持批評意見的業(yè)內(nèi)人士，都受到邀請參加這一會議。但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只是被用來裝點門面，所以他們不打算到場。因此會議中沒有聲音說，“等一下”。
但記者在那里——大約有十幾名記者。這意味著會議一旦結(jié)束，全球主要報紙都會報道會議的經(jīng)過。所以記者們見證了會議中發(fā)生的事情，并且報道了出來。我認為，這一不回避公眾的傳統(tǒng)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Undark：科學家是否需要更加公開地告知誰資助了他們的研究？我注意到，近年的期刊論文確實有關(guān)于研究資金的來源的說明，以及作者們關(guān)于利益沖突的聲明。這里面有哪些教訓？
科布：是的，期刊要求作者公開，但出現(xiàn)的比較晚。上世紀90年代，《自然》雜志說，“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這樣做，因為我們相信投稿給我們期刊的人都是善意的科學家，而不是見利忘義的人”。無論如何，當時作者是否公開資金來源并不是一項倫理要求。
當然，人們在誰資助了他們這個問題上應該透明。我認為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你把某些熱門領(lǐng)域的東西申請了專利，并且涉及到大量的金錢利益，那么最終會產(chǎn)生一種不信任的氛圍。這種氛圍在80年代早期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話，同一個實驗室里人都不會或不能暢所欲言，因為有保密協(xié)議或類似的東西。
如果這種情況發(fā)生在私人實驗室，那可能沒關(guān)系。但這個問題終將破壞學術(shù)研究。我的意思是，一般來說科學研究在保持開放的基礎(chǔ)上才能蓬勃發(fā)展。如果科學家整天擔心自己講出來的東西會被偷，那么什么都不講的話你的聲望會下降。反之講太多的話你會失去金錢，與你簽訂工作合同的人會起訴你“泄密”，這種情況顯然非常糟糕。
現(xiàn)在這種氛圍不像80年代那樣壓抑，當時確實存在一種“快速致富”的氛圍——因為有些人確實賺了不少錢。
Undark：2018年，中國科學家賀建奎使用CRISPR技術(shù)對兩個胚胎的基因進行了修飾，她們作為雙胞胎出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孩子了。您描述這個事件是“國際科學界和生物倫理學界的失敗”。當時是否應該有人嘗試阻止賀博士所做的事情？
科布：毋容置疑，我確實這么說過；但是這個事件的第一責任人、最主要的責任人，是賀建奎本人。他是一個非常愚蠢、有勇無謀、充滿野心的人，他造成的影響超出了他能控制的范圍；我這么說并不是在推卸責任。他認為他可以做自己事實上沒有能力去做的事。
這個實驗錯的非常離譜。沒有理由那樣做。她們（胚胎）沒有遺傳性疾病，完全是正常的胚胎。賀在她們的DNA上引入了突變，其中一些突變是地球上任何前人身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并且這些（突變后）序列也不存在于自然界其它生物體上?，F(xiàn)在的結(jié)果是，這些女孩的基因組是鑲嵌的（既有突變的，也有未突變的），她們體內(nèi)不同細胞的突變并不一致。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這些突變是否會影響她們的健康。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實驗。
我想說的是，2015年以來，相關(guān)實驗一般在靈長動物上進行，或者用已經(jīng)不能存活的人類胚胎開展CRISPR技術(shù)研究。這些人類胚胎一般是體外受精過程中產(chǎn)生的異常胚胎，無法正常發(fā)育和存活。這樣做的話爭議不大，因為這一原則也適用于其他技術(shù)。
科學界對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看法雖然并不一致，但這一領(lǐng)域的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有必要舉辦一場大型會議進行討論，就像當年的阿西洛馬會議一樣。因此2015年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數(shù)千人到場參加并在全球進行了直播。會上有很多倫理方面的討論、很多與病人相關(guān)的議題，這次會議有很多公眾參會。
當時科學界實際上并沒有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做？相反他們說的是，我們應該謹慎地將基因工程應用于種系細胞——這是會遺傳下去的。并且當時一系列的報告并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到了什么程度呢？2017年科學雜志在回顧華盛頓會議時，科學界說這是對基因編輯胚胎亮了“黃燈”——意思是“謹慎前行”。這不是紅燈?？茖W界沒有明確說不要這樣做。
或許有人說過不要這樣做；但是這個建議是模糊的。人們并沒有明確地指出：你為什么要這樣做？你想干什么？賀建奎真的把黃燈當成了黃燈：“行，我小心點就可以往前走?！?/span>
Undark：面對政府、國際機構(gòu)的自由放任或嚴加管控，類似“只能做這種研究、不要做那種研究，如果你做第一種研究，必須被精準管理或控制”的說法，是否會讓科學家感到撕裂？
科布：我自己覺得目前的松緊程度很合適。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監(jiān)管。但需要說明的是，賀建奎當時的所作所為在中國多大程度上是非法的，依然存在很多爭論?；厮莸侥莻€十年的開始，當時有很多基因工程領(lǐng)域的論文可以套用這句話，“好吧，這種研究在中國才可以發(fā)生?！睂W界認為早晚要出事，因為中國以經(jīng)濟增長為導向，對各種生物體進行基因操作的意愿非常非常強。研究人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快速出成果。
賀建奎也承擔了類似的壓力。的確，雖然他在非公開的法庭上受審并被判處三年徒刑，但是他的罪名是非法行醫(yī)罪。而不是“你變異了兩個孩子”。
如果他試圖在歐盟、英國這樣做，那么肯定是非法的。澳大利亞也一樣。在美國，若用聯(lián)邦資金或聯(lián)邦資源這樣做，是非法的。如果他在美國的私立機構(gòu)中使用私人資金來做，那么就不涉嫌違法。
Undark：我記得“設(shè)計嬰兒”這個詞早在CRISPR技術(shù)出現(xiàn)之前就存在了，而且總是讓人不寒而栗。因為了解歷史的人知道，20世紀上半葉優(yōu)生學一度非常流行。你書中沒有出現(xiàn)優(yōu)生學這個詞，但它投射出了巨大的陰影，對吧？
科布：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植入前胚胎選擇就是優(yōu)生學的一種形式。這是軟優(yōu)生學，是患者自愿的優(yōu)生學。我們?yōu)椴挥辉蟹驄D提供了生育孩子的可能性。通過胚胎篩選，你實際上改變了基因頻率，這就是優(yōu)生學的實質(zhì)。但在群體水平上這種改變微不足道，大多數(shù)遺傳病實際上由自發(fā)突變引起。造成不育不孕的突變不是家族性的，那么很難對其進行醫(yī)學干預。
所以實質(zhì)上胚胎篩選并沒有改變?nèi)魏螙|西。但是，在技術(shù)層面它改變了人類的基因頻率，極其微小的改變。關(guān)鍵問題是，胚胎篩選是出于善意，也沒有強迫。你不是（像優(yōu)生學那段歷史中）在給人們施行絕育，這在美國、加拿大或瑞典都發(fā)生過。
但是就如你剛才提到的“設(shè)計嬰兒”，如果知道特定性狀背后的基因，那么不就可以進行胚胎植入前篩選嗎？也就是說，現(xiàn)在對胚胎進行測序不是為了找出它是否攜帶某些致病基因，而是為了找出它是否攜帶具有智力優(yōu)勢、藍眼睛或其它特性的基因。事實上，美國已經(jīng)有一些公司愿意為您做這件事。
不要浪費你的錢，這是我的強烈建議。你不能在英國這樣做，這是完全非法的。但在美國，你可以這樣做，但你不應該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這些公司做不到他們承諾的事情。
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特別聰明的寶寶，那么我都不知道在技術(shù)上如何實現(xiàn)。我的意思是，智商確實是有一定的遺傳基礎(chǔ)，但有成千上萬的基因參與。改變基因，不如讓你的孩子多閱讀。
Undark：我們討論了基因編輯技術(shù)的一些風險和可能的威脅。那么，現(xiàn)在說說它的益處，這些研究促成了哪些基因療法？
科布：基因療法是一種改變?nèi)祟愺w細胞基因的技術(shù)，不改變卵子或精子，因此這些（改變后的）基因不會傳遞給下一代。CRISPR以及大家忽視的前幾代的基因編輯技術(shù)，通過臨床實驗，往往是為了治療哪些喪失各種能力的遺傳病患者。
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美國一位名叫維多利亞·格雷（Victoria Gray）的非洲裔女性，勇敢地決定配合科學家來改變自己的紅細胞。她患有讓人虛弱的鐮刀狀紅細胞癥，這種病不僅發(fā)生在非裔美國人中，在非洲也比較常見。它源于血紅蛋白發(fā)生突變，使得紅細胞看起來像鐮刀狀，這是它得名的原因?？茖W家改變了她的紅細胞，不再產(chǎn)生異常形狀的血紅蛋白，而是產(chǎn)生了我們在胎兒時就有的那種血紅蛋白，胎兒血紅蛋白，這兩種血紅蛋白背后參與的基因不一樣。
科學家提高了她體內(nèi)胎兒血紅蛋白的含量；沒有改變患者的基因組，而是讓機體生產(chǎn)了更多的胎兒血紅蛋白。治療開展三年后，她依然很健康。又過了幾個月，她說有生以來第一次不再疼痛了（譯者注：鐮刀狀紅細胞癥的癥狀之一）。
作者簡介：Dan Falk @danfalk是一名生活在多倫多的科學記者。他著有《莎士比亞的科學》和《追尋時間》。
原文鏈接：https://undark.org/2023/01/06/interview-matthew-cobb-on-the-ethics-of-genetic-engineering/
制版編輯 | 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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