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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人 ｜  謝宇

訪談人 ｜ 周曉虹  

訪談助理  ｜ 趙超越

訪談整理 ｜ 許琪

訪談時間 ：2019年8月3日

訪談地點：鎮(zhèn)江謝宇居所

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父母都是醫(yī)生。父親的籍貫是浙江臨海，他大學畢業(yè)以后去了部隊工作，參加過抗美援朝戰(zhàn)爭，擔任軍醫(yī)。我母親也在部隊工作，南京軍區(qū)，一開始是護士，后來提拔成為醫(yī)生。我父母是在部隊醫(yī)院認識的，后來一起轉(zhuǎn)業(yè)來到鎮(zhèn)江；再后來，我就出生了。

我的童年是在農(nóng)村度過的。因為我的父母都是醫(yī)生，我從小就住在地處鄉(xiāng)間的醫(yī)院宿舍里。這段經(jīng)歷對我很重要，也很珍貴。首先，它讓我知道什么叫貧困，就是當時中國的貧困，而這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沒法想象的。當時農(nóng)村人沒有一家能吃上干飯，都是吃稀飯，飯里還要擺些土豆、山芋這些（進去）。肉也很緊張，一般農(nóng)民家里面一年就殺一次豬，腌一些，大半還要賣掉換一點錢。

除了貧困，我也親眼目睹了中國社會的分層。當時農(nóng)村有兩種人，一種是官僚（體系里）的，一種是（靠勞動）吃公分的，很不一樣。我家跟一般的農(nóng)村家庭也不一樣。當時我們家雖然在農(nóng)村，但仍然是城市戶口。我爸媽有工資拿，有飯票、糧票、糖票、肉票，還有自行車。別人家吃不上干飯，但我家可以；別人家的孩子沒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新年都有新衣服?？傊?，童年的這些記憶是很深刻的，這也構成了我對中國社會最初的印象。

我是1966年上的小學，學校是鎮(zhèn)江市八叉巷小學。當時學校是九年制，也就是中小學加起來一共上九年。因為學年開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誤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學畢業(yè)，總共是十年。這十年恰好是“文革”的十年。

那時候局勢很動蕩，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沖擊。我母親出生于一個小資本家家庭，我父親來自中農(nóng)家庭。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間被抄過兩次。我父親也被關過一年。原因是他對醫(yī)院領導有一些意見，就去北京上訪。上訪以后，他參加了一個群眾運動組織，叫“紅旗軍”。那是個“造反派”組織，里面的成員全是復員軍人。當時允許各個部門的人“造反”，但是復員軍人是不讓“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為“反革命”。雖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個組織的主要人物，所以關了一年后沒有結論就又放出來了。但這次被關還是帶來了問題。因為我父親脾氣不好，在醫(yī)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領導的關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來后不久，我們家就被下放到揚中縣新壩公社，下放的時候我正在讀小學四年級。

我挺羨慕現(xiàn)在的年輕人，在中小學能學到很多東西。我那時候是什么都沒學。我印象中，那時候的課本很簡單，老師教的也簡單，所以我感覺什么也沒學到。那時候我也不用交作業(yè)，要做作業(yè)的話就是課間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雖然在學校什么都沒學，但我很喜歡看書。只要有書，我都喜歡。但那時非常缺書，幾乎沒有書。因為沒什么書讀，我小時候就經(jīng)常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醫(yī)院的醫(yī)生下棋，我在11歲的時候就能下贏成年人，所以他們都覺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時不太理解，現(xiàn)在想想小學四年級學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

印象中，在“文革”期間，我讀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語錄》。從意識形態(tài)上講，我當時的確是信奉毛澤東思想和共產(chǎn)主義制度的，所以那時候愿意為“文化大革命”、為毛澤東做所有犧牲。在行動上，我也是很積極的。比如說我參加過“批林”、“批孔”，寫過大字報，而且為“反資本主義復辟”去過街上巡邏。不過因為年齡小，我沒有當過紅衛(wèi)兵。我看過鎮(zhèn)江的武斗，看到工人拿了長矛還有磚頭，但抄家、打砸搶我都沒有參加過。我唯一參加的是兩個：一個是支農(nóng)、下鄉(xiāng)，在農(nóng)忙的時候幫忙干活；另一個就是檢查市場上的小販。

我1976年中學畢業(yè)，然后在家等分配等了一年。當時揚中的規(guī)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來。不過后來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沒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呆在家里，一直呆到恢復高考。

我是通過廣播知道恢復高考的。當時我家有收音機，能聽到廣播。不過那時也沒怎么復習，準備很少。當時老師都說我一定能考上，但實際上，我高考沒有考好。我記得有一道數(shù)學題，當時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結果就難在這一道題上，把數(shù)學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沒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業(yè)大學（今上海大學），讀的專業(yè)是冶金。

我覺得1977年恢復高考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當時很多人懷疑高考不會長期持續(xù)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參加的高考，當時他報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還不理想，后來因為擴大招生去讀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覺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讓他上，說“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在當時，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但實際上，高考后來每年都考，變成了一個程序化的事情。

進了大學以后，數(shù)學和英文這兩門課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學一年級基本上就學數(shù)學和英文這兩門課。我非常喜歡微積分，覺得它很美，因為邏輯性很強，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從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幾名。我中學沒有學過英文，學的是俄語，但俄語也沒學好。我父親讓我去學英文，但我當時覺得學英文沒意義，就沒學。但是進了大學以后，我遇到了一個很好的英文老師，他對我?guī)椭艽?，所以我就開始一點點學英文，后來我的英文學得也很好。

除了英文老師以外，大學里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徐匡迪[1]。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論文是跟著他做出來的，出國也是他推薦的。后來跟他聯(lián)系雖不多，但是個人關系一直很好。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對我改專業(yè)。我一開始讀的是冶金，后來到大三的時候，我通過了教育部選拔留美博士的全國統(tǒng)考，當時我報的是科學史專業(yè)。徐匡迪挺支持我的，還給我寫了推薦信，所以后來我就改行讀科學史。

這次轉(zhuǎn)專業(yè)可能跟我這個人從小比較喜歡質(zhì)疑有關。記得讀中學的時候，當時講“批林批孔”，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就提出來說，報紙上講鄧小平應該是內(nèi)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然后就和我們校長爭論了半天。我讀本科二年級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很有影響力、被普遍接受的說法，說中國有很好的文化、歷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學技術。那時候科技救國理論非常盛行。我對這個事情也提出了懷疑，我覺得中國和西方比較，不僅僅是沒有技術，可能還缺乏其他的東西。所以我就開始了解哲學、人文、歷史的東西，開始看雜書。

我很喜歡看雜書，不希望一輩子做工程師，我覺得工程師沒什么意義，但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少，那時候普遍覺得工程師是最偉大的。當時我們不能轉(zhuǎn)專業(yè)，所以當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國留學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這個機會。幸運的是我考上了。當時一起參加考試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學史專業(yè)的，但他們沒有考過。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數(shù)學和英語很好，這兩門是科學史專業(yè)的兩個必考科目。

按照當時教育部的規(guī)定，我在出國留學之前要先去華中工學院代培一年。當時跟我一起參加代培的大概有二十多人，來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都有。讀科學史的總共有三個，我們仨住在一個宿舍。

當時國家對我們很重視，為了讓我們出國，專門引進了托福和GRE。那時有一種說法，說我們就像清朝公派留學生一樣，是代表國家的，我們的護照都是外交部辦的。當然，我們也很有自豪感。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讀了大學的人很“狂”。我們是77級的第一批大學生，而且又是全國第一批被選上出國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驕傲。我記得那個時候帶學生證，或者出示學生證都是很驕傲的事情。雖然沒工作、沒錢，但跟今天年輕人最大的差別就是，作為學生是一件很驕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

我們在華中工學院這一年主要就做兩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訓練，當時在中山大學有一個教育部的英語基地，我去過那里接受過訓練。另一個就是自己聯(lián)系國外的學校。當時國家雖然同意公派我們出國，但是去哪兒是要自己聯(lián)系的。我申請了很多學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發(fā)來的錄取通知書和出國簽證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華中工學院都沒有通知我，也沒得到我的同意就報到教育部去了。因為當時申報難度比較大，所以學?？吹揭粋€挺好的就馬上上報了。當時的組織性是非常強的，個人根本改變不了組織的決定。

我是1983年去的美國。我想，對我人生改變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國。我覺得太新鮮了，從飛機落地到抵達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

我到美國以后先去紐約的領事館報到，那是個新領事館，剛剛成立。街頭也有很多很新鮮的事情，但我那時候還是挺害怕的，因為聽說紐約犯罪多，而且領事館所在的42街都是黃色書店。在紐約的領事館呆了三四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覺這個社會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傳的“帝國主義一天天腐爛下去”很不一樣。這個社會太發(fā)達了，從發(fā)達程度、人文素質(zhì)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們講的理想社會。

我在威斯康辛一開始讀的是科學史，花了兩年把科學史的碩士讀完，同時我還讀了社會學的碩士和博士。

我轉(zhuǎn)投社會學完全就是一個巧合。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國家給我發(fā)了一個獎學金，那是一個香港人資助的獎學金。當時拿到這個獎學金的有五個人，我是其中之一。這個獎學金可以報銷上課的學費，包括暑假課程，這鼓勵我選了很多課。其中就有一門社會學方法課，這一學我就愛上了，但這是很偶然的。我在華中工學院代培的時候聽說過社會學，但我不是學那專業(yè)的，所以我不知道具體的內(nèi)容，也沒上過相關的課。但在威斯康辛上過那門方法課以后，我覺得我很喜歡社會學，上課的老師也很喜歡我，他們覺得我一定要學社會學，而且愿意資助我。在那個時候，能得到資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覺得學社會學也很好，所以就在碩士第二年提交了一個學社會學的申請。在兩年內(nèi)我把科學史和社會學兩個碩士都讀完了，然后又申請到了社會學博士生資助。

我是1985年讀博的，那時候威斯康辛的社會學規(guī)模很大，一屆可以有30到50個學生。所有人都是從碩士開始，都有機會讀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會學在當時是全美第一。當時中國大陸都不太了解美國的社會學，可能有人知道哥倫比亞、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國報的是科學史，美國開科學史專業(yè)的學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沒想到就這樣給我碰上了。所以我讀社會學真的是偶然，不僅碰上了，還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學校。當時在美國讀社會學的華人大多是林南介紹的，多數(shù)在美國東部，我是唯一一個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是全美國最好的，這一點上我非常幸運。

領我入社會學大門的博士導師是Robert D. Mare[2]，是他把我招進博士項目的，也是他給的我獎學金。中國人都比較講情義，我至今仍感激他當年對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畢業(yè)的時候，我的導師還是他，一直沒有換。此外，Robert M. Hauser[3]給我的幫助很大，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認為我是他的學生，我也認為我是他的學生，雖然他不是我名義上的博士導師。最后，在社會學這邊，對我影響很大的還有Otis Dudley Duncan[4]，我有一篇文章就是講他的[5]。但我沒做過他的學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們系。Duncan在威斯康辛教過書，Hauser是他在密歇根大學帶的學生。相比Duncan，我覺得Hauser對我的影響更大，但Duncan的學術貢獻更大，他治學的態(tài)度也讓我很敬佩。

此外，還有一些經(jīng)濟學系的老師對我影響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經(jīng)濟學有關。當時經(jīng)濟學系的一個老師叫Charles F. Manski[6]，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學了很多。Manski當時很欣賞我，他認為我應該改學經(jīng)濟學。當時我不理解他為什么要我改學經(jīng)濟，我覺得學社會學已經(jīng)很好了，將來會有出息。他當時可能認為社會學的市場太小，經(jīng)濟學盤子大。在美國，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的規(guī)模差距大概有兩到三倍，但社會學內(nèi)部有很多是搞質(zhì)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會學很少。如果僅就量化來說，經(jīng)濟學的規(guī)?？赡芤壬鐣W大十倍。

總的來說，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師對我的影響都很大，包括社會學、經(jīng)濟學和統(tǒng)計學的老師。我從這些老師那里獲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們跟我的關系都很好，對我像朋友一樣，經(jīng)常在一起吃飯，對我很客氣，經(jīng)常鼓勵我。其次，他們的課我也很喜歡，我從來沒這么用功過，但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很用功。每一門課我都很喜歡，包括理論課我也喜歡。最后，老師也會帶著我做研究。我開始嘗試寫一些文章，然后給老師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講科學史的，關于Franz Boas 和統(tǒng)計[7]。他們看了以后，覺得我寫文章很有想法，覺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等我 1989年畢業(yè)的時候，我已經(jīng)有五篇文章發(fā)表或被接收了。

有一點我沒想到的就是所有導師都那么優(yōu)秀，并且對我那么鼓勵。他們優(yōu)秀的程度超過我的思想準備，他們對我的鼓勵也超過我的想象。我當時學社會學，覺得能夠五年后拿到博士學位就很好了，我沒想到他們都認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國。美國的老師對所有學生都比較重視和鼓勵，但他們也會看學生的潛力怎么樣。他們覺得我和別人非常不一樣，不僅跟美國人不一樣，跟中國人也不一樣。我現(xiàn)在反過來看，他們當時可能真的覺得我很有才，覺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過他們，所以對我比較下功夫，也很努力。

我覺得，老師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關系。我喜歡批評，而老師又非常鼓勵我批評，他們覺得我這個批評精神是最好的一個方面。我之前從來沒意識到批評也可以加分。在中國，如果經(jīng)常批評人家，人家會不高興。我爸媽經(jīng)常說，我這個性格如果學社會學的話是要關監(jiān)獄的。但沒想到，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有批評精神，老師反而很高興，反而非常欣賞我，他們認為我的批評精神是顯示我的天賦，顯示我很有潛力，所以他們都認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當時一點都沒有自信，因為我覺得我是外國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會學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師，更沒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師，但他們認為我是有潛力的。

我的博士論文走了很大的彎路。最早，我有點想研究中國，但后來因為很多原因，覺得數(shù)據(jù)不太好搜集。導師們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數(shù)據(jù)，他們覺得，在博士研究階段，應該做一個能駕馭得了的題目。后來，我就選了一個科學史相關的題目，研究社會科學家的成長。因為我是科學史的背景，所以研究這個題目也挺好的，這也是Robert K. Merton[8]曾經(jīng)做過的題目。

這篇論文花了我兩年多的時間，但我一直不太滿意，所以一直沒有發(fā)表，甚至在我的履歷中也從未出現(xiàn)過。原因在于，這篇論文做到最后我有一些疲倦，有些研究沒有做下去。所以，雖然這篇論文通過答辯了，答辯組的老師都覺得很好，當時還想讓我得獎，但是我自己一直沒有發(fā)表這篇論文。一直等到二十幾年以后，有人看了我的博士論文，說這么好的論文不發(fā)太可惜了。我朋友也說只要稍微改一改，就可以幫我發(fā)。結果一改，就等于寫一本新書——《美國科學在衰退嗎？》[9]。這本書是和我的學生Alexandra A. Killewald合寫的，當時我想讓她幫我更新一下書的內(nèi)容，結果最后是重新寫一本新書。

我1989年博士畢業(yè)，在1988年開始找工作。當時，我的導師們都認為我能在美國找到教職，但我覺得不太可能。他們說，只要找了就一定可以。結果，他們是對的，我是當時美國社會學求職市場上最受歡迎的一個。我大概拿到了十四個面試資格，最后有5-6個學校給我發(fā)了入職邀請。我考慮比較多的是哈佛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最后決定去密歇根工作。一般的中國人是很難拒絕哈佛的，但是我當時還是拒絕了，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是做量化研究的，我覺得哈佛的量化傳統(tǒng)不行，量化的研究設備也不足。從現(xiàn)在來看，我覺得這還是正確的選擇，密歇根對我更合適一些。所以人要選擇合適的，而不是別人覺得好的。

去了密歇根以后，我覺得很不一樣。實際上，在美國做教授比做學生的挑戰(zhàn)更大。因為做教授的壓力很大，所以我去的第一年，還是挺懷念做學生的。做學生你不管做什么，老師都會全力支持；但做老師以后，實際上大家還是會懷疑的，懷疑你到底行不行。所以去密歇根工作以后，我放棄了博士論文的發(fā)表和出版，開展了幾項對我來講是嶄新的工作。

一是開始做與人口學相關的研究。密歇根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口研究中心，所以我去了以后做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模型，以及跟家庭代際相關的研究。密歇根的人口研究中心跟威斯康辛的很不一樣。威斯康辛基本上只研究美國人口，而密歇根主要研究國際人口，所以我在密歇根還做了一些關于中國的研究。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密歇根大學有一個很好的調(diào)查中心，我后來做抽樣調(diào)查也是到密歇根以后才學的。最后，我還開始研究家庭，我后來出了一本跟家庭有關的書，叫《婚姻與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10]，這也是去密歇根以后才開始從事的工作?？傊?，去密歇根大學對我的影響很大，一個是研究人口和做中國研究，以前我這兩方面做得都比較少；另外就是做調(diào)查，研究家庭。

在密歇根，我還申請經(jīng)費做科學相關的研究，畢竟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科學家，后來我沿著這一方向?qū)懥艘槐娟P于女性科學家的書——《科學中的女性：職業(yè)過程和成果》（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11]。這是我的第一本書。這本書在社會學界影響不大，但在整個性別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影響很大，甚至大到超過我的想象。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一般這樣的題目在美國都是政治性比較強，先入為主的多，思辨的多，很少有實證的，所以這個領域里面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F(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本書是完全理性的、數(shù)據(jù)的、實證的，就很受歡迎。特別是社會學以外的，比如經(jīng)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很多人都知道這本書。

在教學方面，我主要教方法課，到我后來快離開密歇根大學的時候，我開始教一些跟中國研究相關的課，但還是以方法課為主。所以在密歇根，很多研究生的方法都是我教的，我也帶了很多研究生。密歇根大學很器重我，因為在美國社會學界，我講的這個方法還是比較重要的。

我2015年離開密歇根，去了普林斯頓。去普林斯頓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讓我更好地開展中國研究。我在普林斯頓新建了一個當代中國中心，這是我去普林斯頓工作的一個條件，他們完全滿足了我提出的條件。他們還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學研究機構，讓我有更好的資源做中國研究，這是我的主要目的。此外，我還想培養(yǎng)學生，那些普林斯頓的學生也很好。

在我的學術貢獻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培養(yǎng)學生。在這個領域里面，我培養(yǎng)的一些學生是很有名的。比如Alexandra A. Killewald，她是哈佛社會學系歷史上最快拿到終身教授的，她大概只花了五年就拿到了正教授。所以，我的學生是很搶手的。包括吳曉剛實際上也是我培養(yǎng)出來的，他是我的博士后。我的名氣也跟我學生的成功有密切的關聯(lián)。這一點我也是從Duncan那兒學的，Duncan培養(yǎng)了一批學生。

我在培養(yǎng)學生的時候主要做法有兩點。一個是要和學生一起工作，就像師父帶徒弟那樣跟學生一起工作，一起做研究，在合作中培養(yǎng)學生。我一般會跟學生一塊兒做項目，也經(jīng)常跟學生見面。但我沒有讀書會，我跟學生一般都是一對一。有時候一起寫文章，一句一句地寫，一句一句地改。

再一個就是要把握大的方向。定量的東西，方向?qū)α?，剩下的就是具體的操作。操作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做，所以方向很重要。一般來說，我給學生的研究方向都比較好，所以我覺得我的學生可能是美國最好的。

我在美國一般一年會帶1-3個學生，在密歇根的時候多一些，到普林斯頓以后少一些。這主要是因為密歇根是公立學校，學生的獎學金不是很高，學生要跟導師合作，從老師那里拿到資助，經(jīng)濟上才有保障。而普林斯頓是私立學校，資源充沛，所以學生沒有跟導師合作的習慣。

我現(xiàn)在帶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現(xiàn)在北大的中國研究中心里面，有兩個研究員就是我的學生。我現(xiàn)在有很多中國學生。我覺得量化的東西還是比較好教，因為有路子走，走得對還是不對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假設、問題和資料的支持，東西慢慢做就可以做出來。

我成名比較早，學校也很早就提拔我做終身教授（tenure）。在密歇根，一般六年才能提拔做終身教授，而我是五年。我是1994年拿到終身教授的，1996年就做了正教授。因為1996年的時候，耶魯大學想聘我做正教授，而密歇根也要留我，所以我副教授做了兩年就變成了正教授。

在美國，職稱的評定不是由發(fā)文數(shù)量決定的，我在1996年評正教授的時候總共發(fā)了十幾篇文章，不是很多，但質(zhì)量都很高。美國大學的職稱評定是由同行主觀評定的（peer review）。同行認為你研究做得好，就推薦你。我做副教授和正教授都沒有什么爭議。我記得很清楚，我在評終身教授的時候，學校對外發(fā)了十二封信，結果十二封都回了，這是很罕見的。一般的話，發(fā)十封回五封就很好了，而且回來的五封里面也有可能是模棱兩可的。而我這十二封信的態(tài)度都很堅決，都覺得我非常好，這說明學術界認可我的價值。

密歇根大學對我很好，給我加了很多工資。在美國，一般要跳槽才會加工資和一些獎勵；我沒有跳槽，但也一直給我加工資，提高我的待遇。我在密歇根呆了很久，因為學校對我很好，2001年就給了我講席教授（chair professor）。我在密歇根是從學院教授（college professor）一直做到最終的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而大學教授在密歇根一般一個系只有一個。我覺得密歇根大學的做法國內(nèi)是可以借鑒的。他們給我的待遇一直很好，為什么？因為他們覺得我以后是會評上院士的，他們以此為榮。所以在我評上院士之前，他們就已經(jīng)給我院士待遇了。而不是像國內(nèi)，一定要“看到棺材才流淚”。

我確實很快就評上了院士。2004年我入選了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院士的遴選標準很高，但基本上都是很主觀的（標準），認為你在這個行業(yè)里是最好的，就會頒給你?，F(xiàn)在，社會學領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就只有我、林南和金耀基三個人，其他的很多都是提名，誰都可以提，但提了以后不一定能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我是在2009年拿到的。這個院士我拿的也很早，一般能在五十歲以下選上美國科學院院士都算年輕的，而我是四十七歲選上。我在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獲得的院士就相對更早，是在2004年。

我以前沒有認識到，但現(xiàn)在感受到了，在美國作為一個華人參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會有的不利的地方。我做學生、助理教授的時候，曾聽林南抱怨過，我當時覺得有點奇怪還不理解。我的學術生涯大多數(shù)時候的確沒有碰到阻力，華人不華人根本沒關系。但是最近我反而覺得會有一些，這也是我去普林斯頓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表現(xiàn)就是我的工資比較高，一些人就會覺得對我太破格了，美國一些同事還是有點不能接受。我覺得有一些事情跟中國人的身份還是有關的，比如說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美國人看中國學者，不僅是社會學，包括經(jīng)濟學、統(tǒng)計學以及其他學科，他們會有偏見?？赡苓@個跟孔孟有關系，他們認為中國人是通過努力、做重復勞動才取得成就的，而不是靠天賦，這實際上是一種偏見。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中國人、每個美國人都不一樣，美國人也有靠努力的。中國文化強調(diào)努力，一些人的確是靠努力、靠死記硬背而有所成就，這是有的，但是這用在我身上不是很貼切，因為他們不了解我。

我用的方法是統(tǒng)計，很多人就覺得我是靠統(tǒng)計，不是靠思想，這樣的偏見很容易產(chǎn)生。所以中國學者即使發(fā)的文章多，也不一定能說服別人，因為別人會認為這是靠努力、靠重復勞動、靠加班加點得到的。美國社會對華人學者，特別對男性華人學者的這種偏見會比較多。而女性成功的少，所以中國女性中有成就的，大家還是認可的多一些。美國也是強調(diào)盡量讓女性有更好的成就，所以對女性不會有太多偏見。但是對亞裔的男性就不一樣。我們很多華人男性學者在美國都會受到偏見。

偏見這種東西很微妙，最近我才意識到。在美國，亞裔男性學者的確會難一些。所以回過頭來看，我能得到這么多認可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還有一點，我很幸運，因為我周圍的人都是搞定量的，他們相對比較客觀一些。最主觀的一些人實際上就是搞定性的、搞理論的。這些人會偏見到什么程度？他們會認為歐洲人比美國人好。你即便是美國人，假如你不會歐洲的語言也根本不行。他們認為搞理論的一定要會歐洲語言，而且他們認為中國人就不能做理論家，這都是偏見。這種偏見很容易在這個評價當中產(chǎn)生，而且基本上是下意識的，不一定說出來。

2004年，我經(jīng)歷了一個轉(zhuǎn)型，開始對中國研究感興趣。在這之前，我跟大陸的社會學者也有聯(lián)系，不過很少，主要是跟人口學那邊的聯(lián)系。1995年和1996年，我來中國做過一些講座，主要是講人口的。

2002年秋天，馬戎教授請我來北大做了一系列講座。后來出的那本藍色封面的書，叫《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12]，就是根據(jù)那一系列講座整理出來的。那是在北大講的。那個時候郭志剛教授剛到北大工作，他們覺得北大的方法訓練不夠，所以讓我來講。我當時講了六次，效果很好，來的人很多，影響很大，所以北大想把講座內(nèi)容出書。這是跟大陸社會學合作的前奏。

后來，我覺得要做得更大一些。所以2004年冬天，我來到北大和林建華常務副校長[13]見面，當時的談話大概有如下幾個目的。一個是，我感覺到中國的社會變化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劃時代的，覺得中國的社會變遷給做研究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不能放過這樣的機會。二是，我覺得中國的社會學還不夠好。當然我是批評性比較強的，中國的社會學如果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需要量化，所以第二個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國社會學的品質(zhì)。最后，第三個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數(shù)據(jù)，這跟第一個有關，希望通過數(shù)據(jù)的形式把中國的社會變遷記錄下來。由此，我就開始跟北大合作。在跟北大的合作中，我們主要有三個項目：一個是暑期班培訓，第二個是CFPS調(diào)查[14]，然后第三個就是進行中國研究。

在第一個方面，暑期班是從2006年開始的，每年都做，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做了13年。參與的學生有很多，應該有好幾千，這里面有很多學員現(xiàn)在在美國和中國做老師，其中有些人已經(jīng)做了教授。我自己在暑期班上了三次課，講線性回歸，后來出了《回歸分析》這本教材[15]。

CFPS調(diào)查是我和北大從2006年開始談的，我們的目標是，搜集家庭動態(tài)的微觀數(shù)據(jù)。這個數(shù)據(jù)有兩個特點。首先，它有多個層次，涉及到個人、家庭、社區(qū)三個層次。其次，它是動態(tài)的、跟蹤性的。與橫截面調(diào)查比，跟蹤調(diào)查的挑戰(zhàn)更大，但這是密歇根的強項。我們的目標是要做跟蹤，做多層次，要全方位地研究中國。所以，我們的標準很高，數(shù)據(jù)出來以后質(zhì)量也的確很高。這幾年，CFPS還在繼續(xù)做，每兩年做一次。北大在這方面投入很大，一年將近一千萬。

最后，我在北大建立了一個研究中心——社會研究中心。成立這個中心要感謝林建華。我認為林建華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校長，他對北大的貢獻非常大。我們今天看到北大很多比較好的東西都是林建華一手做的。他是一個化學家，但他清楚地意識到不同專業(yè)的作用，特別是社會學的作用，所以他對社會學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當時，他在自然科學領域做新體制、搞特區(qū)，就是根據(jù)一個學者或一群人的需要搞一個特區(qū)。他也答應給我做一個社會學的特區(qū)。我最早是2010年開始和林建華談這件事，到2012年中心就正式開張了。

北大的社會研究中心是研究員編制?，F(xiàn)在除了我以外還有五個人，都是年輕人，其中四個人是助理教授，他們都是從海外回來的。這個中心的行政放在光華管理學院，跟社會學系是分開的。在光華的支持下，我們自己開設公共課程，自己招研究生、博士生。我這個中心人數(shù)雖少，但都是精英型的，我們的發(fā)表有很多在國外期刊。

除了跟北京大學在這三個方面的合作，我跟國內(nèi)其他高校也有合作。首先是中國人民大學，我一直在人民大學兼職，參與過他們的CGSS調(diào)查[16]。另外，人民大學的社會與人口學院對我比較友好，我每年可以在那里帶一個博士生，有時候是社會學的，有時候是人口學的，一年一個，已經(jīng)帶了好幾年了。另外我還參與了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的調(diào)查項目。

做中國研究一定要對中國的基層社會有所了解，多看多想。我以前生活在農(nóng)村，看到農(nóng)村的貧困和基于戶口的分層，這對我后來的研究影響很大，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缺乏基層的生活經(jīng)歷。我現(xiàn)在最擔心的就是年輕人對基層的了解不夠。所以，一定要下去多看看、多了解。社會學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移情，就是要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從這點來講，我覺得現(xiàn)在的年輕人在這方面做得不夠。不僅田野做得不夠，想象力也不夠。做田野是一回事，在做田野的時候能否提出想法、并將想法操作化是另一回事。

比如說我們現(xiàn)在研究婆媳關系，以三代為例，女性跟媽媽住和跟婆婆住就有很大的差別。女性生一個孩子，收入會降低很多，因為她要做的家務會多很多。假如她是跟她自己媽媽住，那么這要比她自己獨立住都要好，因為自己的母親是幫女兒的，但是婆婆則多是要“欺負”媳婦的講起來都是三代同堂，但真的很不一樣。這個想法其實很簡單，但是需要操作，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很明顯：我們發(fā)現(xiàn)，女性跟婆婆住，生一個孩子收入會下降20%；假如跟丈夫單獨住，生一個孩子收入會下降10%；但是跟自己的媽媽住，收入就不會有什么損失[17]。

這個研究在大陸是能做出來的，因為大陸女性跟媽媽住的數(shù)目很大，而臺灣就很少，這跟社會主義變革有關。女性結婚以后跟自己媽媽住是一種很新的形式，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體現(xiàn)，這個在古代是不允許的，因為嫁出去就等于夫家的。在大陸，這種居住方式的流行是近幾十年變革帶來的，是很特別的。我們現(xiàn)在好幾篇文章都在做這個。

做中國研究要立足中國的情境，也要放眼世界，從跨國比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若無比較，我們從何知曉中國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別于世界上其他的社會? 實際上，中國社會與其他社會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其差異在很多時候體現(xiàn)在程度上而非類型上。從程度上的差異提出問題是研究社會情境變異性的起點。

比如，經(jīng)濟不平等不單只是當代中國社會才會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只是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程度不同。當我們將經(jīng)濟不平等狀況加重的中國與幾乎同時期也經(jīng)歷了經(jīng)濟不平等加劇的美國相比較時，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經(jīng)濟不平等的獨特來源[18]。類似地，當我們討論中國社會階層固化的時候，如果能夠?qū)⑵渲糜诙鄧容^的框架之下，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中國的垂直社會流動性較過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際流動水平和開放性仍高于當今許多西方發(fā)達國家[19]。

在我看來，中國社會學發(fā)展的當務之急是培養(yǎng)未來的社會學家，讓他們能夠做出高質(zhì)量的學術研究，取得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學者相比肩的學術成就。這一點并非遙不可及。事實上，中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經(jīng)走在了世界前沿。單從發(fā)表量上看，中國的科技產(chǎn)出僅次于美國，甚至在個別領域中已經(jīng)超越了美國，而且質(zhì)量也在不斷地提高。中國的社會學學者也擁有類似的契機：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遷已成為全球?qū)W術界關注的現(xiàn)象。如果中國學者能夠提高研究成果的質(zhì)量，在思維上有所創(chuàng)新并客觀地理解正在發(fā)生的變化，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必定勢不可擋。

如今，許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國學者開放，一些中國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將中國學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國學者國際發(fā)表的數(shù)量增長和傳播已成為一種趨勢。與此同時，從學科發(fā)展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謹記：在學術界，質(zhì)量最重要，研究質(zhì)量永遠重于發(fā)表數(shù)量。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去期待真正優(yōu)秀的作品誕生；我們也可以適當鼓勵一些嚴謹?shù)闹貜托缘难芯?，至少這些研究能夠肯定或質(zhì)疑前人的發(fā)現(xiàn)。但同時，我們需要警惕那些貌似達到國際發(fā)表的標準、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卻內(nèi)容膚淺、具有誤導性，甚至結論完全錯誤的研究。那些存在于已發(fā)表研究中的錯誤無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復性意味著我們還有機會去發(fā)現(xiàn)既有研究的問題和更正結論。由此，我對未來的中國社會學，尤其對年輕的學者，提出三條建議: 首先，要提高方法論上的嚴謹性，尤其重視研究問題的提出和研究設計的環(huán)節(jié)，研究在方法論上站得住腳要遠勝于數(shù)據(jù)的豐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與學術同行分享你的數(shù)據(jù)等研究資料，在制度上鼓勵數(shù)據(jù)公開與共享，這樣才能更好地挖掘既有的研究資源，避免浪費，還可以校驗學術發(fā)現(xiàn)。第三，中國的學者要參與到社會學更廣泛的學術社區(qū)中去，而不僅僅只參與中國的學術社區(qū)，不要人為地劃定學術社區(qū)的中西陣營，要推進同行評議和學術批評，以促進彼此研究工作水平的提升。

在我的心目中，實際上有兩個“社會學”。一個是作為學科的社會學，另一個是理想的社會學。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特別是美國社會學，我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我覺得美國的社會學有很多瑕疵，可能中國的社會學也有相似的問題。我覺得社會學有很多危機，這是我對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的批評。然而，理想的社會學應該空間很大。以前，我對社會學很崇拜，覺得研究社會學能發(fā)表、能出名，就很好；但我現(xiàn)在覺得并不夠好，因為在我想象當中，社會學應該可以更好。

我覺得，這個更好的社會學應該給人一個不同的視角。經(jīng)濟學和心理學在研究同一種社會現(xiàn)象的時候就有各自的視角，但它們都有缺陷。心理學假定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同質(zhì)性強；而經(jīng)濟學過于以理論為基礎，脫離實際太多。社會學的視角應該比它們更好，更貼近實際。

我覺得，理想中的社會學應該做到三個方面。一個是立足于經(jīng)驗事實，以社會現(xiàn)象為基礎。第二個是關注變異性（variability）。社會現(xiàn)象都有異質(zhì)性，家庭有家庭的異質(zhì)性、單位有單位的異質(zhì)性、人與人之間都有異質(zhì)性。實際上，不平等就是異質(zhì)性，社會關系也是異質(zhì)性，所以做社會學研究一定要關注異質(zhì)性。最后一點，我認為最好的社會學應該要融合宏觀和微觀。社會怎么變化？個人又怎么改變社會？這應該是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結構性和個體性之間的交互?？偟膩碚f，我認為，完美的社會學應該包含這三個要素。

社會學的本土化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話題。我在《社會學研究》上發(fā)表過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20]。我認為，社會學本土化是一個偽問題，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需要走出本土化的誤區(qū)。

在我看來，中國學者通常會在三個不同的范疇中使用本土化概念。一是議題本土化，也就是認為有些社會現(xiàn)象或問題唯中國獨有或在中國尤為突出，比如戶口、計劃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動等等。這些學者認為，在中國開展社會學研究應當優(yōu)先聚焦于這些問題。我認為，議題的本土化是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也是所有社會學學者的共識。國內(nèi)學者在研究議題本土化的實踐上并不成問題，因為幾乎所有國內(nèi)學者都只做中國研究。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對部分宏觀議題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內(nèi)社會學研究選題的單一性和同質(zhì)化，同時也使另一些相對微觀的、經(jīng)驗性的議題遭到忽略，特別是那些對未來可能有重大影響的議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中國社會學面臨的實際問題并不是議題的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缺乏判斷議題學術價值的長遠意識。中國社會學不必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縛研究選題，更不必去爭論這些議題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而應關注議題本身在中國長遠而非眼前的學術價值和潛力。

二是應用的本土化，也就是將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中國，并對其加以改進和創(chuàng)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質(zhì)，成為適用于理解中國社會現(xiàn)象的工具。在我看來，一切將西方社會學概念、理論、研究方法或策略應用于中國的研究都必須考慮與中國社會的契合性，或者更廣泛地說，一切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應用于具體的社會或歷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須考慮與當下情境的結合。但這一主張與追求本土化無關，而是對一個學者最基本的要求，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應如此。

我們在研究中國社會時需要了解中國，同樣研究美國社會也需要了解美國。打著本土化大旗的中國社會學研究未必能誕生有原創(chuàng)力的學術成果，而有原創(chuàng)力的中國社會學研究則必須充分、細致地將中國社會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會學知識而無視中國情境的中國研究，或者任何一項無視具體社會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學術研究。粗糙、劣質(zhì)的學術作品的確不少，但它們只能反映學者學術水準的高低，而不應簡單地將之歸結為美國或西方社會學的“入侵”。

最后是范式的本土化，也就是中國社會學需要從傳統(tǒng)文化（如儒家倫常、差序格局、傳統(tǒng)中國的認知體系）中發(fā)展新的理論、方法，甚至從認識論層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的新范式。一些學者認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產(chǎn)出讓當?shù)厝水a(chǎn)生共鳴的知識，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學術風格，才能給社會學帶來創(chuàng)造力和活力。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認識到中國文化、歷史，乃至認知體系的獨特性是一回事，而這些獨特性能否作為理由來反對現(xiàn)代社會科學以邏輯推理和實證為基礎的學科規(guī)范則是另一回事。

社會學是一門學科，作為一門學科就必須遵循共享的、預設的有關什么是好的科學研究、什么是證據(jù)及如何研究的規(guī)范。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社會學仍屬于廣義上的社會科學，而不能夠也不應該成為以另一個范式為基礎的學問。無論中國社會有多么與眾不同，中國社會學的價值仍然在于它是社會學。如若中國社會學變成了一門其他的學問，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礎上，那它將不再是社會學。

如果認同中國社會學仍是以社會科學為學科范式的，那么學術研究就要基于證據(jù)，而不能因為是中國人、對中國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或提出的觀點和理論不需要證據(jù)的支持和檢驗。雖然具體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選擇和改進，但研究證據(jù)應是嚴謹?shù)?，并通過可靠的方法獲得。這些標準是普適的，沒有文化之分。同樣，雖然理論的適用情境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理論的價值在于它的邏輯性。如果邏輯成立，換一個場合該理論也應同樣適用。所以，講證據(jù)、講邏輯的研究規(guī)范同樣適用于中國。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再獨特，仍為世界各國中的一員；中國的社會學也仍是世界社會學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議題本土化、應用本土化還是范式本土化都是偽命題。本土化的倡導者時常擔心中國社會學會迷失在對美國社會學的盲目模仿中，但卻不曾考慮到：當學者在研究中認真對待中國情境時，中國社會學不會變?yōu)槊绹鐣W，只有美國社會學才像美國社會學。很多中國學者將社會學本土化視作非常值得憂慮的問題。如果覺得這是個問題，那主要是缺乏對社會學的認識，尤其是對如何做出一個好的社會學研究的認識。

在20 世紀80 年代，當社會學在中國剛剛恢復學科建設的時候，本土化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因為那時候，大家對社會學的了解不深，本土化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學已經(jīng)成功走過了本土化的階段，并肩負著更為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社會學學者應當有能力超過西方學者，在世界范圍內(nèi)對這個學科的主流領域有所貢獻，而不只是對中國做出貢獻。

中國的社會學家在發(fā)展中國的理論和方法時應該考慮的已經(jīng)不再是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會學研究，使其理論和方法有助于整個社會學學科的知識積累并產(chǎn)生國際影響。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參與到世界范圍內(nèi)社會學學科的對話中去，需要與西方社會學家競爭，需要在國際已有的學術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更為嚴謹規(guī)范的方法獲得世界影響力。當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些時，我們不能用本土化作為掩護，或以之作為逃避的理由。好的研究終究是好的。一個真正好的研究，應該既能被中國人欣賞，也能被西方學術界欣賞，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在中國，定量取向的實證研究經(jīng)常成為本土化提倡者攻擊的對象。其實，這種反實證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國社會學中主張本土化者的首創(chuàng)。我在《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這本書中曾經(jīng)寫道：“反實證主義的情緒蔓延很廣，從對數(shù)字資料和統(tǒng)計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對當代定量社會學的一無所知。”在了解甚少的基礎上的批判是淺薄且有誤導性的，定量方法的不完善并不能成為反對定量方法的理由。實際上，即便作為定量研究者，我也并不認為定量研究能解決所有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的選擇取決于研究問題和研究資料。

定量與定性只有風格上的區(qū)別，而選擇哪種方法取決于被研究的對象或問題，也取決于研究資料。在描述總體分布和研究原因和結果時，定量研究能夠做得更好; 在提供對現(xiàn)象所有可能的解釋及理解機制的發(fā)生過程時，定性研究能夠提供更豐富的洞見; 如果針對研究對象或核心概念沒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數(shù)據(jù)時，采用定性研究也許能更好地了解真實的情況; 而當有較成熟的定量操作化方案時，定量研究能更好地檢驗理論假設。

我認為，做研究應當以事實為依據(jù)。這個“據(jù)”既包括定量的據(jù)，也包括定性的據(jù)。所以，我不反對定性。定性資料可以作為“據(jù)”。但是定性的據(jù)有它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就是變異性。我在《社會科學的三個基本原理》[21]這篇文章中曾經(jīng)提到，社會科學方法上最大的困境就是變異性。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會變的，而且也是有很大差異的。比如說女性，不同女性之間很不一樣，所以我不能通過研究自己的媽媽來研究女性。因為別的女性不像我媽，所以我不能夠以我了解的來代表其他的人。同樣，費孝通研究江村，你怎么知道其他村是跟這個村是一樣的？你沒法證明，所以你只能做一個猜測，提出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是不是普遍適用還需要定量研究來驗證。

總之，我認為，定性研究是有價值的，通過定性研究可以描述清楚事情發(fā)生的過程，獲得新的啟發(fā)，但做定性研究需要對研究結論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加以限制。因為社會現(xiàn)象是有變異性的，不能夠從少量特殊的推出普遍的。而定量研究關注的是總體，總體內(nèi)部本身就是充滿變異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定量的方法雖不完美，但卻是社會科學描述變異性最為可靠的工具。我認為統(tǒng)計學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除了它以外也鮮有更好的方法了。?

敘事人簡介：

謝宇，1959年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1977年考入上海工業(yè)大學冶金專業(yè)；1983年考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科學史碩士學位；1985年考入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1989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1989年入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1994年任副教授，1996年任教授，2001年任講席教授；2015年轉(zhuǎn)入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擔任社會學和國際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講席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擔任北京大學講座教授、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分層、統(tǒng)計方法、人口學、科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代表性學術專著有《回歸分析》《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分類數(shù)據(jù)分析的統(tǒng)計方法》《科學界的女性》《婚姻與同居》《美國的科學在衰退嗎？》等。近年來，致力于在中國推廣實證社會學研究。2004年入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04年入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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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旨在通過訪談自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以來成長起來的40位華人社會學家——例如蘇國勛、周曉虹、邊燕杰、趙鼎新、周雪光、林南、謝宇、葉啟正等人，探索中國社會學40年來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對中國社會變遷及改革開放的認識等。在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40周年之際，本選題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學及整個社會科學快速發(fā)展、整體提高的最好證實，將對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年輕一代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和學術水平的提升、大眾對社會學的理解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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