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母會幫助 “同志” 子女照料孩子嗎？| 繆斯夫人
隔代照料，即祖輩參與到對孫輩的日常照顧和養(yǎng)育，是一種普遍的家庭照料實踐和安排。目前國內外對隔代照料的研究，集中在異性戀已婚家庭。西方國家同性家庭養(yǎng)育子女的研究很多，但并未發(fā)現(xiàn)針對這些家庭隔代照料的專門研究。
研究中國同性家庭中的隔代照料，需要充分認識 “同志” 人群和原生家庭之間充滿張力的關系，這也是中國甚至華人同性戀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父權制原生家庭對于子女傳宗接代的期望和要求，是生活在中國的同性戀者主要的壓力來源，并直接影響同性戀社群獲得和提升社會合法性。同志群體面臨的主要困境，尤其集中在如何應對婚姻和生育的壓力。同性戀者成為父母，過去主要是通過進入異性婚姻。在現(xiàn)代浪漫情愛觀念的沖擊之下，這樣的方式面臨日益突出的婚姻困境，尤其是“同妻”問題引發(fā)的道德倫理和社會輿論的壓力。
輔助性生殖技術的發(fā)展，比如精子銀行、體外授精、試管嬰兒和代孕，為同性戀者的生育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要在同性戀家庭的語境下達成育兒目標，目前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利用輔助性生殖技術，在法定單身的狀況下成為父母。雖然國內使用輔助性生殖技術解決已婚的異性戀家庭的生育困難，但是包括同性戀者在內的未婚人士被排除在外。為了達成生育目標，他們只能遠赴海外。
經子宮受精（IUI）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是最常被選擇的兩種技術手段。二是形式婚姻（又名合作婚姻，后文簡稱 “形婚”），即一名男同性戀者和一名女同性戀者經過協(xié)商締結的婚姻。法定婚姻之外，兩人可能另有關系穩(wěn)定，甚至共同居住的同性伴侶。如果雙方同意，可以共同生育子女。一般采用在家人工受精的方式，即通過針筒將男方的精子注射到女方體內（同語，2016）。輔助性生殖技術的發(fā)展，迫使人們重新審視性別關系、親屬概念和育兒實踐等重要領域。此外，輔助性生育技術在為變遷中的家庭和婚姻創(chuàng)造新的機會的同時，也在政治經濟學（全球不平等）和倫理（女性身體的商業(yè)化）層面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Mamo and Alston-Stepnitz, 2015）。
同性家庭的生育實踐，一方面是對自身 “同志” 身份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迎合傳宗接代的社會期待。這樣一種新的生活選擇，怎樣重新形塑同志和原生家庭的關系？包括同志是否出柜以及父母是否接納？祖輩參與自己同性戀子女家庭的隔代照料，和異性戀家庭有何異同？鑒于同性家庭生育活動仍然存有相當爭議，祖輩參與育兒活動能夠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這些影響又將如何改變公眾對于同志、同志家庭和同志生育的認知？這一探索性研究將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
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 “家本位和個人本位張力下的同性伴侶家庭” 的支持下，筆者從2015年11月開始在長三角地區(qū)和四川對同性伴侶家庭展開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個人生活史的深度訪談。研究后期特別關注生育問題，針對生育子女的家庭進行了選擇性抽樣。截止2019年2月，總共訪談了14個已經生育或者即將生育子女的家庭，其中包括8個女同性戀家庭（7個女同伴侶家庭和1個單身女同家庭）和6個男同性戀家庭（4個男同伴侶家庭和2個單身男同家庭）。受訪者的年齡在28 - 41歲之間。
本研究中的14個生育子女的同性家庭，其中6個家庭是在形婚條件下實現(xiàn)的。這些家庭中出生的孩子，具有合法的身份（尤其是戶口登記），生育的經濟和制度成本較低。但是，形婚家庭關系模式和居住安排更加復雜，個人也需要付出較高的情感成本。另外8個家庭是在法定單身或者離異情況下進行生育，其中6個家庭通過跨國代孕或者精子銀行。這些家庭自身的經濟資本和跨國社會文化資本更為豐厚，受訪者的年薪大多在50萬以上。如果在國內實現(xiàn)單身生育，則需要當事人展現(xiàn)極高的個體能動性，這是另外2個拉拉家庭的情況。她們通過網絡招募身體和智力條件俱佳的捐精者生育了子女。雖然經歷一些波折，得益于2015 年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這兩個家庭在法定單身情況下生育的子女都成功進行了戶籍登記。
家庭 “出柜”，就是同性戀者向家庭成員（尤其是父母）表明自己的同性性傾向，這是最令中國當代同志人群糾結的問題之一。由于文化偏見、社會污名和大眾獵奇等諸多原因，同志擔心向家人出柜影響家庭關系。對于父母來說，子女的出柜將把他們困在柜中，特別是在親戚朋友之間談論結婚生子的場合，只能沉默消失。兩代人在出柜這一問題上的糾結，隨著同志生育成為一個可能的生活選項，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
海萍（文中訪談者的名字皆為化名）在外資企業(yè)工作，形象硬朗的她后來主動向父母出柜，父母表示理解。為了應對來自親戚朋友的壓力，海萍找了一位形婚丈夫，主要在家族聚會時出現(xiàn)。海萍的父母沒有干涉海萍的生活方式，但在生育孩子的問題上，父母是重要的推動力。由于海萍的形婚丈夫沒有生育的意愿，海萍的母親親自出馬，游說女兒形婚丈夫的同性伴侶幫忙捐精，順利生育了一個女兒。目前，海萍、同性伴侶還有女兒一起和父母居住，（已經離異的）形婚丈夫和他的同性伴侶（即女兒的親生父親）也時常過來探望，生活安排相當圓滿。
有趣的是，生育子女提供了同志向原生家庭出柜，獲得父母接納的終極方案。Michael 和伴侶一起生活了8年，一直沒有向父母出柜。直到代孕的孩子回到家里，他才決定向父母出柜，前提是告訴他們孫子已經有了。終于聽到兒子講出了實話，Michael 的父母對兒子性傾向來不及有太多糾結，就迅速從外地趕來幫助兒子帶孫子了。亮亮的做法和 Michael 如出一轍，孩子也成了向父母出柜的重要“道具”，不過是等到孩子2歲之后。雖然知道兒子的伴侶才是孩子的血緣父親，亮亮的父母還是很快就過來帶孫子。三年之后，亮亮和伴侶在美國代孕的第二個兒子回家了，這次亮亮是孩子的血緣父親。
所有的訪談對象中，只有一位完全沒有依靠來自祖輩的育兒支持。曉依是一名高校教師，迫于父母和社會的壓力選擇了形婚，形婚后又生育了孩子。兩人分開居住，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同性伴侶。根據(jù)當初達成的協(xié)議，曉依住在丈夫購買的公寓里，孩子的照料就由自己主要承擔。形婚丈夫很少參與孩子照料。父母很快發(fā)現(xiàn)家庭的奇怪之處：曉依的 “丈夫” 總是不在家；即便孩子生病住院，“丈夫”也很少在場。為了不讓父母發(fā)現(xiàn)真實情況，曉依不能尋求父母的照料支持。然而，身兼工作和育兒的雙重壓力，無法正常排解，曉依坦言自己已經有些輕度抑郁。
和傳統(tǒng)的異性戀家庭不同，同性育兒家庭中孩子和父母的親緣聯(lián)結不一定具有血緣的基礎。如何平衡血緣父母和非血緣父母在日常親子互動中的角色扮演，是同性伴侶家庭生活中需要應對的挑戰(zhàn)之一。因此，同性伴侶家庭非常注意建構和強化非血緣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親緣聯(lián)結。這種并非基于血緣的親緣聯(lián)結，到了父母那里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重新協(xié)商。
阿中（男）和伴侶通過跨國代孕服務，使用同一個捐卵者的卵子和同一個代孕母親的身體，同時生育了一對和他倆各自存在基因關系的兒女；換句話說，他倆分別是雙胞胎兒女中其中一個孩子的親生父親，而兩個孩子又共享了同一個 “母親”，成為具有血緣關系的同母異父的兄妹。由于代孕過程存在的各種不確定風險，出現(xiàn)這樣理想結果的幾率是微乎其微的。感慨自己萬分幸運的同時，阿中也為雙方父母們表現(xiàn)出來的偏心感到煩惱。因為他們覺得血緣關系很重要，就會特別關注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那個寶寶。
上一輩的這種做法，在研究發(fā)現(xiàn)中頗有代表性。目前依靠隔代照料的11個受訪家庭中，9個家庭是由與孩子具有直接血緣關系的祖父母參與了照料。亮亮的父母是參與隔代照料的這些祖父母中的 “另類”。自從亮亮在大兒子兩歲時向父母出柜以后，這個和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孫子一直是由亮亮父母幫助照看。三年以后，亮亮自己的 “親生” 兒子出生以后，父母當然很開心，但并沒有因此變得偏心。
除了應對小孩照料的現(xiàn)實問題，研究還發(fā)現(xiàn)隔代照料的家庭實踐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同志家庭的“正?；?，尤其是同性育兒家庭和家庭之外的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的時候。
海萍的女兒已經上幼兒園，平日里接送小孩主要是外公外婆的事情。當問及小孩的入托情況，海萍說因為孩子身邊這些 “關鍵人物” 都在，老師也不會覺得有什么特殊。玲是一位單身 “拉拉” 媽媽。在加拿大求學期間，通過精子銀行生育了一個歐亞混血的兒子。玲自己工作繁忙，孩子的照料主要依靠母親。雖然從來沒有直接向家人出柜，玲很感激母親給予的精神支持。小區(qū)里有些大媽會多事，會問爸爸什么的，母親總會想法擋回去。在中國社會普遍實行隔代照料的語境之下，這些日常實踐讓同性家庭的孩子在外人眼里和其他孩子沒有不同。
閻云翔近期提出 “新家庭主義” 的框架，試圖理解中國社會家庭制度和家庭生活的新的變化（Yan, 2018）。如何平衡和兼顧偏離家庭利益的個體利益訴求，構成了新家庭主義區(qū)別于傳統(tǒng)家庭主義的重要內容，但是閻云翔認為家庭利益高于家庭成員的個體利益的方面，兩者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同性伴侶家庭及其生育實踐，可以提供一個重新審視現(xiàn)有理論的機會。新家庭主義的一些重要觀點，包括家庭物質和精神供給中心的下行，代際關系和家庭生活的親密化，特別是家庭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重新平衡，也在此項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本文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是同志的生育活動，通過隔代照料的方式，極大地緩解了這些同志在性取向問題上面對父母的糾結和掙扎，無論他們是否決定出柜，選擇何種婚姻狀況、采取怎樣的居住安排。在達成家庭期待的生育目標的同時，同志也盡可能地在實現(xiàn)個人性取向上的自主。這種代際協(xié)商的結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傳統(tǒng)生育至上文化的延續(xù)，但新家庭主義的視角對此更加具有解釋力。
對于同志家庭生活和生育實踐的研究，不僅可以夯實新家庭主義研究的經驗基礎，而且有助于提出更具反思性的問題。比如原生家庭在子女完成生育期待后，對其同性取向的接納，從密切代際聯(lián)系的角度，到底是家庭成員個人權益的彰顯，還是代表了家庭整體利益的最終勝利？同志生育開創(chuàng)了更加復雜和豐富的親緣聯(lián)結，是否可以重新建構我們關于家庭的新的想象和認知？隔代照料有助于同性家庭育兒在社會層面的正?；?，這是否意味著同性情欲和關系實踐可以被納入到現(xiàn)有的異性戀正統(tǒng)性體制？還是通過挑戰(zhàn)和沖擊異性戀正統(tǒng)性的根基，創(chuàng)造了更多改變現(xiàn)有家庭制度的可能性？
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回答，不僅可以推動相關研究向縱深發(fā)展，而且也能夠為應對當下家庭面臨的各種困境提供新的解決問題的路徑。
魏 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