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李政道
2021年11月24日是李政道先生95歲大壽。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李政道通過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互動交流，為推動中國科技、教育等領域的改革發(fā)展，做出了特殊貢獻。特別是鄧小平與李政道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頻繁交流，在推動中國重大科學工程建設、科技人才培養(yǎng)、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發(fā)揮了重大而獨特的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封閉的國門打開了，如何改革，怎樣開放，都是全新的偉大事業(yè)，需要中國人去探索。而積極聽取、吸收海外華人杰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和選擇。鄧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視與李政道等海外華人交往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正是時代呼喚的結果。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領域向鄧小平建言獻策，強烈的報國意愿、杰出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豐富的科學實踐經(jīng)歷、對世界科教事業(yè)發(fā)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夠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國際發(fā)展趨勢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
實踐證明，這些建議都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發(fā)展需要的，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獻策的分量，實現(xiàn)了良性循環(huán)。這就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么如此頻繁地接見李政道并高度重視李政道的意見和建議。
撰文 | 黃慶橋（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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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李政道因長期致力于推動中國科學和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而備受世人稱道。比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成功建設，博士后制度的創(chuàng)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設立等等，都與李政道密切相關。那么，李政道的報國之舉是如何得以實現(xiàn)的呢？這當然首先歸因于李政道的赤子之心、遠見卓識和出色的動員能力，但也離不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鼎力支持，其中，鄧小平就是最大的支持者。
筆者依據(jù)《鄧小平年譜（1975—1997）》、《李政道文選》《李政道教授八十華誕文集》等信史資料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部分館藏檔案文獻和口述史資料，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出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交流歷程和內(nèi)容，分析總結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領導人與海外著名華人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在推動中國重大科學工程建設、科技人才培養(yǎng)、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所發(fā)揮的重大而獨特的作用。
鄧小平初識李政道
李政道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在1974年5月。
這是時隔兩年之后，李政道作為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第二次回到祖國。5月24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李政道全家。這次接見，不僅鄧小平參加了，“四人幫”也參加了，更重要的是，李政道與“四人幫”之間展開了一場關于科學和教育問題的辯論。這場辯論，讓鄧小平了解到李政道的赤子之心和為人為學，這為日后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問題上支持李政道的建議和想法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接見李政道起因于李政道寫給他的一封建議信《參觀復旦大學后的一些感想》。在信里，李政道對祖國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yè)被嚴重忽視以及科技人才面臨斷層的狀況表示了極大的擔憂，并提出了效仿培養(yǎng)芭蕾舞人才的做法培養(yǎng)年青一代的基礎科學人才。李政道在信中寫道：
這封信是于5月22日經(jīng)李政道的好友朱光亞轉遞給周恩來總理的，僅僅隔了一天，5月24日，周恩來就立刻要見李政道，而且會見時周恩來沒有寒暄，開門見山就對李政道說：“您有些話要告訴我們，請您先講。”顯然，李政道的建議信觸動了周恩來，而周恩來是想借這個機會推動幾乎停滯了的科學和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但這又會受到“四人幫”的阻撓，李政道與“四人幫”現(xiàn)場辯論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政道以幾天前在上海參觀復旦大學和芭蕾舞學校的經(jīng)過作為開場白，當講到選拔基礎科學人才也需要像選拔芭蕾舞人才那樣從年輕的時候做起，江青突然發(fā)言：“難道50歲就不行了嗎?”李政道回答說：“舞蹈演員不是從小的時候就培養(yǎng)起的嗎?”江青說：“舞蹈演員要有持續(xù)性。”于是李政道又解釋為什么基礎科學人才也要有持續(xù)性，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輕的時候，基礎科學人才也應該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訓練。
在其他在座的科學家不愿發(fā)言的情況下，周恩來讓李政道繼續(xù)講，于是李政道就解釋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重要性以及兩者的關系，強調(diào)基礎科學有理論和實驗兩個方面，應用科學也有理論和實驗，沒有什么孤立存在的基礎理論。基礎科學十分重要，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因為沒有基礎科學，就不會有應用科學。因此，培養(yǎng)基礎科學人才是非常必需的。
李政道第二次講完后，“四人幫”的主要筆桿子之一謝靜宜加入到對李政道的責難之中。謝靜宜說：“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崩钫阑卮鹫f：“問題是怎樣才能為人民服務，怎樣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沒有現(xiàn)在的基礎科學，就沒有將來的應用科學，就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本瓦@樣，李政道堅持真理，和“四人幫”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會見最后，周恩來總理對李政道說，“你寫的那篇文章，我已經(jīng)讓他們把字放大，送給毛主席看。今天的會議記錄也會送給毛主席看的。你的建議可以試驗一下?！?/span>
參加此次會見的鄧小平并未與李政道直接對話——鄧小平由毛澤東親自點名剛剛獲得“解放”而復出，但李政道真心報國、堅持真理、不屈服“四人幫”淫威的表現(xiàn)無疑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會見結束的那天晚上，李政道又緊急寫成《關于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補充說明》，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第二天，李政道就把這份“補充說明”呈交給周恩來，并且也給參加會議的人員每人一份。這樣，鄧小平也看到了這份“補充說明”，從而加深了對李政道的印象。
李政道曾與高等科技中心的工作人員回憶，在這次會見中，周恩來總理曾兩次主動問鄧小平：“小平，你多大了？”周恩來總理這種不尋常的問話可能是有深意的。正常情況下，在這種會見客人的場合問另一個人的年齡本來就不大合適，更何況周恩來總理居然在不長的會見過程中主動問了兩次。
李政道認為，這可能是周恩來總理的某種暗示，暗示李政道以后回國要多找鄧小平同志，而鄧小平同志對此也心領神會。李政道說，后來他每次回國都要拜會鄧小平同志，就與這次重要的經(jīng)歷有關，這是周恩來總理的囑托。而鄧小平同志也是主動關心，有求必應，在整個1980年代年年會見李政道，與李政道交流互動密切，聽取并采納李政道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中國科教事業(yè)改革發(fā)展，產(chǎn)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推動重大科學工程建設
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李政道的正式交往，從目前可考的資料來看， 是在1979年春鄧小平訪美期間。據(jù)李政道回憶：“第二次見到小平先生是1979年在美國，在那次中美間高級領導人的會晤中，科技合作是很重要的方面，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被寫進了雙方協(xié)議中?！?/span>
李政道這里提到的“高能物理”，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重點發(fā)展的科學領域之一，核心是建造中國自己的高能加速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直都是中國政府和科學家的愿望。然而，實現(xiàn)這一愿望的過程卻極為曲折復雜，有“七下八上”之說，也就是七次下馬，第八次上馬的意思。而第八次上馬，也即1981年黨中央決策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是李政道付出很大心血并且一直得到鄧小平鼎力支持的一個重大科學工程。
關于新中國高能加速器的建設，因是當代中國科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加上其他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基本為我們廓清了中國高能加速器的曲折歷程。為了充分闡釋鄧小平和李政道在這一重大工程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充分挖掘鄧小平與李政道之間的交流對這一工程的巨大推動作用，本文根據(jù)信史材料，以表格的形式對此內(nèi)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梳理（見表1）。
資料來源：《鄧小平年譜（1975—1997）》《李政道文選》等，并非鄧小平與李政道交流交往內(nèi)容的全部，僅限于涉及高能物理特別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內(nèi)容。
從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間，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共13次會見李政道，除1989年的會見主要談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動搖等國家重大方針政策而不涉及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外，其余10次會見所談話題，均涉及對撞機工程建設問題，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一重大工程的重視。不僅如此，李政道還通過給鄧小平寫信的方式，提出問題、做出建議、尋求幫助，都得到鄧小平的正面回應。
那么，鄧小平為什么如此高度重視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這一大科學工程建設呢？換句話說，中國為什么要搞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這一耗資巨大的科學工程呢？鄧小平曾在兩個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回應了這個至今頗有爭議的問題。
1986年10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物理學家齊吉基（A. Zichichi）和李政道夫婦時說：“前幾年有的外國科學家問我，你們在不富裕的情況下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說，我們是從長遠考慮。在高科技方面，我們要開步走，不然就趕不上，越到后來越趕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錢，所以從現(xiàn)在起就要開始搞。”
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成；10月24日，鄧小平前去視察，并會見了李政道等前來參加中美高能物理聯(lián)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美國科學家，在聽取匯報后，鄧小平發(fā)表了《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講話。
他說：“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fā)展的世紀。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fā)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的標志。現(xiàn)在世界的發(fā)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fā)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于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fā)展。不僅這個工程，還有其他高科技領域，都不要失掉時機，都要開始接觸，這個線不能斷了，要不然我們很難趕上世界的發(fā)展。”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作為一位偉大政治家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眼光。正因為鄧小平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高度重視，所以這一工程也被稱為“鄧小平工程”。
李政道在回顧自己與祖國高能物理事業(yè)的發(fā)展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給予的巨大支持：“總結起來，真正結束中國高能物理發(fā)展徘徊狀況的人是鄧小平。據(jù)我所知，在決定正負電子對撞機要不要上的最后時刻，他以政治家的氣魄分析說， 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堅決地干，不能總是猶豫不決?！?“正是小平先生的親自過問，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才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完全達到原設計要求的設施。沒有小平先生，就不會有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睉撜f，李政道對鄧小平的這一評價是非常準確而到位的。
科技人才培養(yǎng)
鄧小平和李政道交往的另外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培養(yǎng)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識到，十年的“文革”已經(jīng)造成人才斷檔，科技發(fā)展停滯，中國要搞改革開放，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沒有一大批高素質(zhì)的人才不行。因此，鄧小平復出后最關心、最先抓的工作就包括教育和科學工作。而李政道出于職業(yè)敏感性，最關心的也是祖國的教育問題，上文述及的他與江青的論戰(zhàn)就是明證。
“文革”結束后，李政道將為祖國培養(yǎng)人才的想法付諸了實踐，并得到了鄧小平的贊賞和支持。第一件事是鄧小平充分肯定李政道借助美國的研究力量為中國培養(yǎng)高能物理人才。“文革”結束后，中國決定研制質(zhì)子高能加速器，史稱“八七工程”。盡管李政道對該工程的方案有不同看法，但還是積極支持中國的決定。他敏銳地認識到，國內(nèi)人才缺乏，如果中國決定搞加速器建設，就必須重視人才尤其是實驗人才的培養(yǎng)。在李政道看來，利用美國各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進行培養(yǎng)，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1978年1月8日，李政道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寫信，提出了《關于培養(yǎng)高能實驗物理學者的一些建議》，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肯定。經(jīng)過李政道一人的聯(lián)絡，中國向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費米國家實驗室和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等美國五大實驗室和部分大學派出了40多名學者，這批學者研修結束回國后，在我國粒子物理和后來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中發(fā)揮了骨干作用。因為李政道在促成這些學者赴美學習中的特殊作用，這些學者被稱作“李政道學者”。1979年4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時，充分肯定了“李政道學者”的選拔、學習等相關情況。
第二件事是鄧小平贊賞李政道回國講學，為國內(nèi)科學界“補課”。1978 年底，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致函李政道，希望他能在第二年年初來北京“短期工作”，向中國科學家講授“粒子物理”和“統(tǒng)計力學”，幫助中國科學家了解世界高能物理的最新進展。
1979年3月，李政道應邀回國講學，全國60多所大學和30多所科研院所的500多名科學家參加了李政道的授課，整個授課持續(xù)近兩個月。這件事因時機特殊、各方高度重視、持續(xù)時間長、受眾面廣、講學效果好等，影響非常大。4月15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聽說你的講學很緊張，一天要忙十幾個小時，頂?shù)米幔看蠹叶挤从衬阒v得很好，反響很強烈。不談感謝了，你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你做出的貢獻很大。”鄧小平的這番話無疑是對李政道的高度贊賞。
第三件事是鄧小平力挺李政道開創(chuàng)的著名的中美聯(lián)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簡稱CUSPEA）。1979年春李政道回國講課時發(fā)現(xiàn)，不少學生很有培養(yǎng)前途，于是他便萌發(fā)了選拔優(yōu)秀學子赴美深造讀研究生的想法。他向中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方毅、嚴濟慈、錢三強等中國有關方面領導人的全力支持，遂成CUSPEA項目。關于CUSPEA項目的前因后果，在此不贅述（黃慶橋：《李政道40年前“突發(fā)奇想”的創(chuàng)議，如何影響一代人？》）。
需要強調(diào)的是，CUSPEA項目啟動時，并非一帆風順。相反，海外華人和國內(nèi)有關方面對該項目的實施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對的聲音還很強烈。正是在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下，CUSPEA項目才化險為夷。
據(jù)《李政道文選》，一位知名海外華人給中國領導人和有關方面寫信，極力反對CUSPEA項目，認為這個項目“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國內(nèi)的反對意見，一方面是擔憂優(yōu)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擔心物理方面的留學人才太多容易造成將來國內(nèi)學科發(fā)展的不平衡。由于內(nèi)外兩方面的不同聲音，致使CUSPEA項目的相關工作被停滯下來。
面對有可能夭折的CUSPEA項目，李政道不得不回國做解釋工作，他首先向方毅、萬里等主管科技和教育事業(yè)的領導人說明情況并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0年代初，面對被扣上“喪權辱國”大帽子的是非問題，最權威的解釋者和評判者無疑是鄧小平。
1981年12月25日，鄧小平再次會見李政道，在談及CUSPEA項目時，鄧小平說：“這是件大好事，你們談定了就行了，就照你們談定的辦”，并對李政道多年來為我國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青年科學人才的培養(yǎng)所做的工作表示贊賞。據(jù)葉銘漢院士回憶，面對有人提出的可能導致優(yōu)秀人才流失的擔憂，“傳說當時鄧小平說過，就是只有10%回來也很好嘛?！?/span>
就這樣，在鄧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面統(tǒng)一了對CUSPEA項目的認識，使該項目得以順利運行。事實證明，CUSPEA項目非常成功，在項目運行的10年時間里，近千名中國學子赴美學習，影響深遠。
科教政策改革
上世紀80年代，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打破束縛、全面改革的時代。鄧小平這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借助于海外華人的“外力”，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科教領域的改革。比如，他與李政道的交往，就直接推動了多項科教政策改革，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建立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就是典型代表。
推動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創(chuàng)建，起因是為更好地使用CUSPEA項目學成回國的優(yōu)秀留學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給鄧小平、方毅等領導人寫信提出：“近幾年來國內(nèi)派出留學生學科學的頗多，因出國時均皆年輕，得博士學位回來后恐怕需要一段時間使他們了解國內(nèi)現(xiàn)狀，亦使國內(nèi)研究所了解他們的情況，這樣才可充分發(fā)揮他們的力量?！蒲辛鲃诱尽蓭椭鉀Q一部分這類問題?！?/span>
可見，李政道最初是建議在國內(nèi)設立科研流動站，并沒有明確提出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的概念，不過從李政道建議的內(nèi)容來看，其實就是博士后流動站的運作模式。3月9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在談到科技教育問題時鄧小平對李政道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的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也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么具體?！边@表明，鄧小平對李政道的建議是認可的，而且中央高層也在考慮要在這方面推進改革。
然而，囿于各種原因，設立科研流動站的動議并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年多的時間里并無進展。對此，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李政道說：“去年我已提出建流動站，方毅國務委員給我寫信說已交科委辦理，但今年來具體行動還沒有?！?1984年5月16日，李政道再次向鄧小平等領導人寫信，明確提出在國內(nèi)設立博士后的建議，并詳細陳述了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的重要性和操作辦法，認為要通過博士后流動站培養(yǎng)人才并造成人才流動，“這種人才是人才結構中必需的重要的一部分”，“建議在科技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中，促成此事?！?nbsp;
5月21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在李政道再次提出要在中國國內(nèi)培養(yǎng)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動站的建議時，鄧小平給予了明確的支持：“博士后，對我來說，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成千上萬的人回來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使用。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鄧小平還當場責成主管領導和有關部門盡快予以落實。
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由李政道倡議的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開始在國內(nèi)實施。此后，李政道積極參與到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中，特別是由他建議而成立了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秘書長莊毅在談到李政道與中國博士后制度時認為，李政道是“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建議人和設計師”。
在1986年之前，中國沒有國家層面的自然科學基金，僅有1982年開始實施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1981年，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大會期間，89名數(shù)理學部和生物學部的學部委員聯(lián)名給中央領導上書，建議我國應借鑒發(fā)達國家經(jīng)驗，設立自然科學基金，推動科學發(fā)展。這一建議得到中央的肯定，從1982年起，在中科院系統(tǒng)內(nèi)設立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然而，這個基金只面向中科院內(nèi)部，并不面向全國，因而其缺陷是非常明顯的。
李政道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積極推動者，據(jù)他自己回憶，“出于促成全國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建立，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便盡力收集了一些發(fā)達國家有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機構的資料，提供給科學院的領導者們參考研究，并且多次向中央領導提出了有關建議。記得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前近一年的時候，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兩次給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了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意見。”
筆者沒有查閱到7月3日的信件，在7月12日的信中，李政道談到了中國國民經(jīng)濟要翻兩番，必須依靠科技，而要發(fā)展科技，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而且這個委員會“必須有濃厚的學術風氣，必須有獨立性。因此最好成為國家的一個獨立機構，不屬于國務院現(xiàn)有的任何行政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負責人必須是對基礎科學和應用基礎科學確有個人直接經(jīng)驗，并有充分全面了解的一流科學家。”
應當說，李政道的上述建議是極有遠見的，核心是減少行政對科學干預，保持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從后來的發(fā)展來看，李政道的上述想法和建議都得到了落實。
7月16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會談中李政道再次提出，希望盡快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并由第一流科學家負責，為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提供經(jīng)費保障，鄧小平回應說“這是一個新方法，我們沒有經(jīng)驗。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對不對，管它成功不成功，試驗一下。”鄧小平還當場指示有關部門給予落實。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得以成立，并于1986年初正式運行。
鄧小平為什么特別青睞李政道？
在一篇紀念鄧小平的文章里，李政道先生對他與鄧小平的交往進行回顧總結：
這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先生對他與鄧小平之間交往的總結，他對鄧小平的評價也非溢美之詞，應當說是二人交往的真實寫照。
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單獨會見、共同會見、書信交流、相關批示、現(xiàn)場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僅就面對面的會見而言，根據(jù)筆者的考證，從1974年到1989年，鄧小平與李政道至少會見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間，鄧小平年年會見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時一年還不止會見1次，1984年二人的會見更是達到3次之多。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1980年代的鄧小平可謂日理萬機，即便如此，鄧小平堅持每年會見李政道，有的年份還不止會見1次，這足可以看出鄧小平對李政道的重視。
鄧小平與李政道的14次會見，其中的10次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里都有明確的記載，而另外4次會見因《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不詳?shù)染壒?，常被研究者忽視。但這4次會見同樣具有實質(zhì)性內(nèi)容，是鄧小平與李政道交往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4次會見分別是：1974年5月26日周恩來會見李政道時，鄧小平在座；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期間，出席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簽字儀式，李政道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主要促成者；1984年10月2日，鄧小平會見參加國慶活動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等60多位外籍華人科學家并發(fā)表重要講話；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時，會見了以李政道為首的前來參加中美高能物理聯(lián)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美國科學家。
此外，1980年代的其他的領導人如胡耀邦、方毅等也都多次會見李政道。進入1990年代，江澤民、李鵬、朱镕基也多次會見李政道，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在海外華人中，能夠如此頻繁受到鄧小平的會見與高規(guī)格禮遇，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后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肇始，封閉的國門打開了，如何改革、怎樣開放，都是全新的偉大事業(yè)，需要中國人去探索。而積極聽取、吸收海外華人杰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推動相關領域的先行先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和選擇。鄧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視與李政道等海外華人交往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正是時代呼喚的結果。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領域向鄧小平建言獻策，強烈的報國意愿、杰出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豐富的科學實踐經(jīng)歷、對世界科教事業(yè)發(fā)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夠針對中國的情況和國際發(fā)展趨勢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因此效果非常好。
實踐證明，這些建議都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發(fā)展需要的，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獻策的分量，實現(xiàn)了良性循環(huán)，這就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么如此頻繁地會見李政道并高度重視李政道的意見和建議。
作為海外華裔科學家，做一件有益于祖國的事不難，持續(xù)不斷為祖國做貢獻則很難。李政道就是后者，他的赤子情懷與貢獻經(jīng)受了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當下，如何充分發(fā)揮好海外華人的作用，是一個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重大問題，鄧小平與李政道之間的交流經(jīng)歷，或許會帶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注：本文根據(jù)黃慶橋教授發(fā)表在《科學文化評論》2016年第5期上的《鄧小平與李政道的互動交流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一文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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