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家庭財富不平等丨2016中國民生發(fā)展報告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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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財產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重要維度。特別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家庭的私有財產水平快速上升，財產分布格局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那么，中國家庭的財產積累的水平如何？財產分布的不平等達到了什么程度？財產分布的影響機制是什么？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這些問題。我們將利用CFPS 2012、CFPS 2014調查數據，描繪中國家庭財產分布的全景圖。
撰文 | 靳永愛（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講師）
謝 宇（普林斯頓大學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
責編 | 文 姍、黃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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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產存量
2014年全國家庭凈財產均值為44.4萬元，中位值為18.8萬元。在其他各個分位數的分布上，全國有25%的家庭財產小于7.2萬元，75%的家庭小于39.7萬元，頂端10%的家庭財產高于80.6萬元，頂端5%的家庭高于123.0萬元，而最高1%的家庭則在327.3萬元以上。
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14年1‰人口變動抽樣調查，2014年全國家庭戶數共有4.45億，估計全國家庭總財產為197.4兆元。
從家庭財產存量的增長看，從2012到2014年兩年間，家庭平均凈財產增長了5.2%。按分位數從低往高排列，中層家庭的財產增長比例高于底端和頂端兩端的家庭，中位值和75%分位數上的增長比例超過19%，而25%分位值上的增長比例為14.3%，95%分位值上增長比例為9.0%。中層家庭財產的快速增長有利于降低整體的財產不平等水平，但頂端和底端家庭的財富差距仍然巨大。
2.財產分布
2014年我國家庭財產基尼系數達到0.7，頂端1%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財產的29.7%，頂端5%的家庭擁有財產比例達到46.6%，頂端10%的家庭擁有財產比例達到57.7%。而底端50%的家庭擁有財產比例僅為8.1%，底端25%的家庭財產擁有比例不到1%。
比較2012年和2014年的家庭財產分布模式（表2），可以發(fā)現以下幾個新變化：首先，盡管基尼系數有所下降，頂端極富家庭所占有的財產比例有所減小，但底部25%的家庭所擁有的財產比例也在縮小。這意味著財產增長更多更快的家庭集中在財產分布的中部。其次，頂端極富家庭和底端貧窮家庭的財產差距進一步擴大，2012年90/10比率為32.9，2014年上升到53.7，財產水平差距大幅度提高。同時，從2012—2014年，無論是分城鄉(xiāng)看還是分地區(qū)看，我國極富家庭和貧困家庭之間的財產差距在持續(xù)快速擴大。
3.財產結構
2014年，在全國家庭財產中，房產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家庭凈房產占家庭總財產的比例高達74.9%，比2012年增加了2.4個百分點。我國家庭財產中房產所占的比例早已遠遠超過一些發(fā)達國家，而且房產在我國家庭財產中所占比例呈不斷增長的趨勢，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健康的財產增長方式，不利于家庭財產的長期穩(wěn)定增長。
除了房產外，金融性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耐用消費品、土地這幾項資產在我國家庭財產中所占的比例較低。除了生產性固定資產從2012年到2014年出現了下降外，其他三項家庭財產基本保持穩(wěn)定或略有增長。
從債務負擔看，2014年家庭財產負債比例升高，達到了8.7%，而2012年為6.3%。具體而言，住房負債比例的上升導致了家庭總負債的上升。2012年，在家庭負債中，住房負債占2.3%，低于非住房負債（4.0%）；到了2014年，住房負債比例一躍升至5.4%，反超非住房負債（3.3%）。住房負債的增長從側面反映了城市房價的不斷攀升和農村建房成本的持續(xù)上漲給一些家庭造成了較大的債務壓力。
4.影響財產水平和變動的主要社會經濟特征
首先，結構性因素會影響財產水平和增長速度。區(qū)域差異是經濟不平等研究中經常提到的結構性因素。我國家庭財產水平和增長速度存在著巨大的城鄉(xiāng)差異和區(qū)域差異。2014年城市的平均家庭凈財產水平是農村的2.1倍。從2012年到2014年，城市家庭平均凈財產水平上增長了13.1%，農村增長了25.2%。農村較快的增長速度使得城鄉(xiāng)差距略有縮小。
省際差異巨大是我國家庭財產分布的另一重要特征。在CFPS獨立抽樣的5個大省中，上海的家庭財產水平遙遙領先。2014年，上海的平均家庭凈財產水平達到了176.0萬元，是家庭財產水平最低的省份（甘肅）的8.1倍。同時，各省在財產增長速度上也有很大差別。上海不僅財產水平高居榜首，財產增長速度也最快，平均家庭凈財產從2012年到2014年增長了29.5%，而甘肅的增長比例僅為16.7%，河南為13.8%，遼寧僅為5.9%。這樣的增長模式進一步拉大了省份之間的財產水平差距。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區(qū)域差異在家庭財產不平等中的作用，我們進一步對財產不平等進行分解。結果顯示，城鄉(xiāng)差異對總不平等的貢獻率有所下降，解釋的比例從10.4%降到了9.5%；然而，省際差異對財產不平等的貢獻卻在進一步上升，從22.5%增長了到27.2%。結構性因素將在我國家庭財產分布中始終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第二，制度性因素是影響財產水平的重要因素。有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具有較大的財產優(yōu)勢。2014年，在體制內工作的城市家庭，其平均家庭凈財產水平達到了71.2萬元，高出體制外家庭67.2%。體制內工作的家庭不僅財產絕對水平更高，而且發(fā)生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受教育程度則會影響財產水平和增長速度。數據顯示，家中成年人最高的受教育程度與家庭財產水平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其財產水平越高。而且，對比2012—2014年的增長模式可以發(fā)現，受教育水平的兩端財產增長速度較快，即未上過學和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家庭其財產增長速度要大于中間組家庭。這樣的增長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縮小未上過學的家庭跟大專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差距，但另一方面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家庭財產的大幅度增長也拉大了該組與其他教育組的差距。
第四，我們的研究還表明，收入與財產相關度并不高。在使用CFPS 2012數據計算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的相關系數時，其結果為0.37，這反映了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度較低。CFPS 2014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二者的相關系數進一步降到0.26。另外，我們用表3中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分別從低到高排序，分成四個均等組，來觀察收入分布和財產分布之間的關系。同樣地，我們發(fā)現，收入和財產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中的最富裕組（75%—100%）和最貧窮組（0%—25%）跟財產中對應的最富裕組和最貧窮組重合比例較高。這反映了，盡管對于中間組家庭來說收入和財產的相關性較弱，但財產和收入對貧窮和富裕的測量存在著更大程度的一致性。
5.財產流動
我們把2012年和2014年兩年都收集了財產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家庭進行匹配，將兩年的家庭財產按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序，均勻分為0%—25%、25%—50%、50%—75%和75%—100%四個組，分析從2012年到2014年家庭財產所處的相對位置的變化。
表4顯示，從2012年到2014年，家庭財產保持相對位置不變的比例在0%—25%、25%—50%、50%—75%、75%—100%四個組上分別為60.5%、44.6%、44.5%和64.6%。底端貧窮組和頂端富裕組的流動性更低，而中間階層的流動性較大。
分城鄉(xiāng)看，城市中家庭財產排序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的比例依次為62.4%、43.7%、44.0%和64.9%，農村相應的比例則依次為56.7%、38.3%、40.8%和61.3%。整體看，城市的富裕組和貧窮組家庭財產相對更為穩(wěn)定，兩年間有更高的比例維持在同樣的位置。而農村的財產流動性更高，兩年間財產排序位置變動更大。
結語
基于CFPS 2012年和2014年數據，我們有以下發(fā)現：
（1）2014年中國平均家庭凈財產為44.4萬元，全國家庭財產總量為197.4兆元，2012—2014年家庭平均凈財產增長了5.2%。
（2）2014年我國家庭凈財產基尼系數為0.7。頂部富裕家庭和底部貧窮家庭在全國家庭財產總量中所占的比例都有所下降，然而貧富差距依然巨大。財產分布中，中間家庭的財產增長速度高于兩端家庭。
（3）我國家庭財產中，房產占絕對性主導地位，而且在家庭財產中所占的比例持續(xù)增加，呈現出不健康的增長模式。
（4）我國家庭債務負擔、尤其是住房債務負擔加重。住房負債的上升推動了我國家庭總負債比例的上升。2014年我國家庭住房負債超過非住房負債。
（5）區(qū)域差異在財產不平等中依然發(fā)揮著較大的作用。城鄉(xiāng)差異有所縮小，2014年能夠解釋總的財產差異的9.5%，然而省際差異持續(xù)擴大，對財產差異的解釋比例從2012年的22.5%上升到2014年的27.2%。
（6）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與家庭財產水平密切相關。工作單位類型代表政治資本，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具有較大的財產優(yōu)勢。教育代表市場性因素，受教育程度與家庭財產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的相關性較小，2014年二者的相關系數僅為0.26。
（7）從家庭財產的流動看，頂端富裕組和底端貧困組流動性更低，中間階層財產流動性大。城市的財產流動性弱于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