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我所熟悉的幾位中國物理學大師的為人之本
我很幸運曾經跟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先生在同一個辦公室一起工作了15年，又有機會跟很多中國物理學大師，像楊振寧先生、彭桓武先生、周光召先生、王明貞先生、黃祖洽先生等（圖1），有比較多的個人接觸，有的還可以隨意交談。
王明貞先生是清華大學第一位女教授，是我國最有成就的一位統(tǒng)計物理學家，2010年104歲時去世；彭桓武先生是“兩彈一星”元勛，1935年清華本科畢業(yè)；楊振寧先生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許多物理學家認為，楊—米爾斯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理論足以讓楊先生再次獲得諾貝爾獎；黃昆先生與楊振寧先生1942—1945年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時是同學，是享譽國際的凝聚態(tài)物理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祖洽先生1944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1950年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yè)，許多人認為他是沒有兩彈元勛稱號的兩彈元勛；周光召先生1951年畢業(yè)于清華物理系，也是“兩彈一星”元勛。
這幾位先生都是清華校友，他們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學術成就。不過我覺得他們最值得稱道的，首先還是為人，他們都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其次才是做事；第三是做學問。這符合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立德、立功、立言”的順序，首先是人格的崇高，然后是認真做事并帶來學術上的成功。
我與這些大師們有著較多的交往經歷，希望從一個晚輩和大學教師的視角，與大家共享我對這幾位物理學大師為人為學的一些觀察和感悟，探尋他們是怎樣做人、做學問，怎樣成為大師的。希望對同學們有所啟示。
——朱邦芬
撰文│ 朱邦芬（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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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王明貞、彭桓武、黃昆、楊振寧、黃祖洽、周光召
怎樣用一個詞來分別描述我所認識的這幾位物理學大師？我想，用“淡泊”形容王明貞先生，用“單純”描述彭桓武先生，“樸實”之于黃昆先生，“低調”對應黃祖洽先生，“平和”描述周光召先生；楊振寧先生很難用一個詞來形容，我仔細想了想，嘗試用“率真”這個詞。
為什么說王明貞先生淡泊呢？她有句“三樂”的座右銘：助人為樂、知足常樂、自得其樂。我想她之所以能夠高壽，除了遺傳基因，跟她的“三樂”心態(tài)也很有關系。
她一輩子經受了很多坎坷，包括求學時遇到種種障礙，“文革”期間曾與丈夫俞啟忠在監(jiān)獄分別被單獨關了近6年和近8年，只是因為她的丈夫是江青前夫黃敬（俞啟威）的弟弟。經受了這樣的無妄之災，她的心態(tài)依舊非常平和，很不容易。
王明貞1955年留美歸國，和她一起分配到清華物理教研組的還有一位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同學——徐璋本教授。當時清華把徐璋本定為三級教授、王明貞定為二級教授，徐璋本有情緒，王明貞就說，把我也定成三級教授吧！如果把我定為二級教授、徐璋本定為三級教授，那我就離開清華。
王明貞在物理學研究領域做出了很有影響的重要工作，坦率地講，她是中國在1949年之前統(tǒng)計物理領域最有成就的一個人，回國后又辛勤從事物理教學，但生前在國內知名度并不算高，與院士這樣的頭銜也毫不相干。盡管如此，終其一生，她的心態(tài)都非常好，她的為人值得我們敬仰。
為什么用“單純”來描述彭桓武先生？彭桓武的導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馬克思·玻恩在回憶錄中曾經說，彭桓武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之外是很單純的，外表像個壯實的農民。對另兩位中國學生程開甲和楊立銘（后來也都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玻恩的形容則是“高尚、文雅、有高度教養(yǎng)的紳士”。玻恩用“單純”來評價彭桓武，我覺得確實很妥切。
大家知道彭桓武有一句名言——經常有人問他，你在國外做研究這么有成就，已有正式教職，為什么還選擇回國？彭先生的回答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句：“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這句話表達了他單純的赤子之心。
再舉一個例子，前些年有一個一度很熱門的研究課題叫“冷聚變”（后來出現了很多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有點贗科學的味道，這當然是后話）。當時的彭先生仍然懷著強烈的好奇心，請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幾位年輕人給他講講“冷聚變”是怎么回事，并且親自探究這里面是否有道理。
一位功成名就、年事已高的大師依然對新鮮的事充滿好奇心，而且完全是以探索心態(tài)做學問，我以為這很好地體現了彭先生的回歸到科學、科學家“單純”的本色。
再來談談黃昆先生的“樸實”。我跟黃昆在一個辦公室相處了15年，跟他無拘無束，沒大沒小，是世上受他教誨最多的一個人。黃昆在獲得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時說：“我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工作者， 沒有什么神奇的和驚人的地方?！秉S昆的內心可能還是比較驕傲的；但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正，總是覺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有點成績也是由于比較幸運。
黃昆曾經說：“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機遇，可以發(fā)揮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總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來做點有用的工作?！秉S昆1951年回國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結束，基本上沒有繼續(xù)從事他早前在國外開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后來有人問他，你當時在英國的好幾個同學都拿了諾貝爾獎，如果你當年沒有回國，或者回國后繼續(xù)做科研，你也很可能拿諾貝爾獎，那么多年只做教學對你來講是不是一種很大的犧牲？黃昆并不贊同這一說法。
他說，他是把教學當成科研來鉆研，在教學中研究了很多問題，自己在教學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黃先生帶出了一大批中國學生，后來這批學生成為中國半導體和其他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骨干，他覺得自己教學的成就并不比做科研的貢獻來得小。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黃昆先生作為科學家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黃昆把科學研究經費看得十分重。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期間，他每接手一筆較大的科研經費時，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實，唯恐浪費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來的血汗錢。他經常說，基礎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產出，算一算你為這篇研究論文所花的錢值不值。在討論研究經費時，他堅決反對有的人抱著“國家的錢不花白不花”的態(tài)度，大手大腳浪費國家有限的科研經費。
他特別欣賞實驗人員在自己獨特想法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地搭建實驗裝置，然后做出有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成果。他對有些人只是依靠進口的昂貴的洋設備，做些測量工作，很不以為然。黃昆的一個樸素的信念是——“做基礎研究，花了錢就應該相應在科學上做出貢獻?！?/span>
從所長位置退下來以后，1986年，他帶領整個理論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申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面上項目“固體的能譜理論”。這個題目囊括了理論組所有11位研究人員的全部工作領域，總額為人民幣2萬元。在這點經費支持下，結合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重點方向，黃昆大力提倡并身體力行從事半導體超晶格微結構領域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全所乃至全國在這個新興領域的工作。
我眼里的楊振寧先生的性格呈現多面：既有一位科學大師反潮流、大無畏的“氣場”、洞察力和大局觀，有時又像一個孩子，對周圍一切充滿好奇，時不時地會冒出幾句“皇帝沒穿新衣”之類的真話。我曾用“一個真人，一個童心未泯的科學大師”作為一篇追思彭桓武先生文章的標題，現在我覺得以此來形容楊振寧先生，也許更合適一些。
請大家看看楊振寧先生的這張照片（圖2），他戴著紅領巾跟小朋友在一起品味書香，懷有一顆率真之心。又如他曾在文章中寫他父親，“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于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這只有率真和坦誠的人才會這樣寫。受“楊翁戀”和各種媒體的影響，外界對他的誤解比較多，近二十年我跟楊先生接觸很多，所以我想多說一點他的為人。
圖2：2005年6月13日楊振寧先生和孩子們在一起
我印象最深的有幾點。一是他的骨子里有深深的儒家傳統(tǒng)思想。1934年，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請了當年清華歷史系的高材生丁則良到科學館，為12歲的楊振寧講授《孟子》。楊先生自認小時候四書五經念得不多，但《孟子》對他的一生都非常有影響。楊先生曾經形容他的老師費米是一位標準的儒家君子，永遠可靠和可信，永遠腳踏實地，不嘩眾取寵和巧于貶人。我覺得這句話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座右銘。
楊先生認為，像費米這種品格的物理學家在歐美鳳毛麟角，成功的歐美物理學家絕大多數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行事奉行one-upmanship（渴望取勝，為勝利甚至有時可以不擇手段），如奧本海默、泰勒、費曼、庫恩（T. Kuhn）等；而他本人則更喜歡費米、周光召、米爾斯（R. E. Mills）這類具有君子風度的物理學家。
為此楊先生提出，歐美多數物理學家的個性與他們的學術成就到底有沒有關系，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很明顯他自己并不贊成這種做人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楊先生的這個想法稱為“楊振寧猜想”，值得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史研究人員研究。2015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紀念楊—米爾斯非對稱規(guī)范場理論發(fā)表60周年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楊先生重新回顧了他與費曼50多年前對物理學發(fā)展前景的分歧，他把自己的洞察和審慎歸之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文化的影響。
英裔美國物理學家戴森曾在紀念楊振寧榮休時寫了一篇文章，說楊振寧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既遵循傳統(tǒng)文化、遵循歷史、遵循科學規(guī)律，但又不守舊，在繼承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我覺得“保守的革命者”很符合楊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戴森還曾在《飛鳥與青蛙》中寫道，科學家有兩種：一種像鳥，飛得很高，縱觀全局；還有一種是青蛙，守住一個區(qū)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邊，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做得很仔細。戴森認為楊振寧是飛鳥，有大空間尺度的眼光，能夠俯瞰很多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細節(jié)，注重實驗。我想楊先生在科學上之所以成功，跟他的這種“保守的革命者”、以及既有大局洞察力又注重實驗細節(jié)的特點很有關系。
楊振寧先生觀察中國事務，也具有這種歷史長尺度和空間大尺度的大局觀和洞察力。他早年身處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1937年，他顛沛流離，從北平到安徽又到昆明，深感當亡國奴的危險和恥辱，對“救亡圖存”有刻骨銘心的感受。經歷了舊中國、新中國和改革開放以來新新中國三個不同時期，他清楚地看到中國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大局歷史觀和對祖國有發(fā)自內心的熱愛，使他對中國的歷史性的進步深有體會，對中國的前景看好。
在近作《曙光集》中，他說，他和西南聯大同學們成長于似無止盡的長夜中，“幸運地，中華民族終于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因而把書名起為《曙光集》。
現在網絡上謾罵、造謠和污蔑楊振寧先生的話很多，我想他不在乎這些。他幾十年來被人罵慣了。在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直盯著他，因為他是在中美中斷了20多年關系以后、于1971年第一位訪問新中國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回到美國后他到處公開演講，稱贊新中國的成就。中蘇關系交惡的年代，蘇聯人也時常攻擊他，說他是中共在美國的“第五縱隊”。由于他說了很多大陸的好話，臺灣和海外許多親國民黨的華人一段時間內也一直攻擊他，攻得非常厲害。
楊振寧1997年在清華大學創(chuàng)辦高等研究中心（現在叫高等研究院），2003年正式回到清華園定居，成為清華大學全職教授。國內一些人說楊振寧到清華是來享福的。作為一個見證人，我可以負責地說，楊先生之所以回到清華完全是出于家國情懷，是為了中國科技事業(yè)的發(fā)展。楊先生回清華后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不勝枚舉，這里我只簡而言之。
楊先生認為，自己的一生畫了一個圓，起點在清華的科學館，當時他只有7歲，父親楊武之是清華數學系的教授；他在人生的終點又回到清華科學館，畫了一個圓。我認為，楊振寧回到清華后“畫圓”的收筆之作十分出色，做出了一系列杰出的貢獻，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他親手創(chuàng)辦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在物理學和其他相關研究領域中做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他擔任清華物理系的國際評估委員會成員和顧問，幫助清華物理系從根本上改變了面貌。
2016年9月19日，薛其坤獲得首屆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我以為這與楊先生在清華物理系首次國際評估時強調要發(fā)展實驗凝聚態(tài)物理，以及他所創(chuàng)建的高等研究院為薛其坤和張首晟兩人提供了合作平臺分不開。楊先生是“邵逸夫獎”評審委員會首任主席、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顧問，他的辛勤工作和慧眼，使得這兩個獎項聲譽卓著，評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科學家和成果。
例如，早在1996年，求是基金會就授予屠呦呦等10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人員“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體獎”，而當時沒有任何機構授予屠呦呦等人獎項。他還就一些重大的科學工程以及科技政策，發(fā)表了真知灼見。
最近楊先生關于反對中國現在開始建造超級大對撞機的見解，旗幟鮮明，不管對此持有什么立場，毫無疑問，都可以看到楊先生熱愛中國、心系人民的赤子之心。以他的學術成就和聲譽，以他的博學和見識，楊振寧先生在科學界所起的引領作用非常顯著。
楊先生回到清華后，在冷原子物理和統(tǒng)計物理領域發(fā)表了13篇SCI研究論文，親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世紀前10年，他已是耄耋之年，但全部研究工作都還自己獨力而為，最多有時有一個合作者。他有多篇文章發(fā)表在《中國物理快報》上，我常收到他發(fā)來的電子郵件，發(fā)件時間經常是晚上10點多、11點。
楊先生為清華培養(yǎng)出了多名杰出的青年物理學家，其中好幾位已蜚聲國際。為了推動教師上課，他還曾為清華物理系、數學系的200多位新生講了一學期的大學物理課。
楊先生寫了很多科學史方面的研究論文，特別是對一些他親身接觸過的物理學大師和數學大師的研究及評述，獨具匠心、極其精彩并珍貴。楊先生回清華后一共發(fā)表了近30篇SCI論文，作者單位都署有清華大學，此外還出版了幾本專著。
楊先生還做了許多其他事，包括就文化、教育、藝術等問題作了很多精彩的公共演講，他還就學術誠信問題發(fā)出了聲音。
黃祖洽是彭桓武的學生。黃祖洽說過，作為一名教授講課是理所當然的，不講課是不正常的，這跟彭先生“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這句名言的邏輯和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黃祖洽曾經為中國研制原子彈、氫彈、原子能反應堆和核潛艇做出過極其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沒被評為“兩彈一星”元勛。很多人為他抱不平，然而在一首題為《抒懷》的詩里他寫道：“山花今爛漫，何須繪麟閣。”麒麟閣是古代懸掛功臣畫像的地方，黃祖洽的意思是，“山花”已經爛漫了，何必一定要去爭功勛呢！這是何等的胸懷！
黃祖洽還曾在一篇散文中特別稱贊蓮子，而不是人們通常贊美的蓮花。他寫道“蓮實從它初成實的時候開始，就默默地隱在花芯，藏身在由花托膨大而形成的淺黃色的小蓮蓬中；就是等到蓮蓬長大變綠后，蓮實（蓮子）們也依然讓蓮蓬的粗糙組織包裹著，不急于向人們表露，更談不上夸耀自己。”這里的蓮實就是我們前輩大師對待個人名利的一個隱喻。
再看看周光召先生。他曾說：“我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對成敗得失并不是非常在意，尤其是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始終努力，即使做不到也就算了，并不為此而煩惱，因為我已經做了該做的?！彼€曾說：“能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一頁的人并不多，希望清華的學生中能多出些可以毫無愧色地寫在中國的歷史上的人?！?/span>
周光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系都比較復雜，沒有彭桓武、錢三強這些師長的慧眼，他不可能從事原子彈研究工作。“文革”當中他曾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想這種平和的心態(tài)對于他的成功是很有幫助的。
以上我只是簡單介紹了幾位大師為人的一鱗半爪。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正是因為他們有這種執(zhí)著于探究真理、不計較成敗得失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學術上做出非凡的成就。
注：本文選自《物理》2016年第10期，《賽先生》經作者授權發(fā)表。
制版編輯 | Mor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