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李佩先生有無特殊使命？｜科學春秋
?李佩（1917-2017）
撰文｜張志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責編｜李曉明
隨著我國著名的應用語言學家、中國科學院大學英語系退休教授李佩先生2017年初離世，關于她和丈夫郭永懷先生的報道一度廣見報端。王丹紅女士此前發(fā)在《知識分子》上的文章曾提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李佩隨即以探親名義回國，從美國經(jīng)香港，后乘船從天津上岸回到北京?！?949年9月，李佩進入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950年2月，李佩從華北革命大學政治學院（筆者注：應為政治研究院）畢業(yè)，經(jīng)組織安排，由專人護送從香港回到美國。”［1］她提出李佩臨行前接受了中國共產(chǎn)黨要求其動員知識分子回國的“特殊使命”。
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王丹紅女士所使用的特殊使命可有兩種層次的理解：一種是“狹義”的“特殊使命”概念：李佩1950年重返美國前，共產(chǎn)黨曾囑托她回到美國后積極動員錢學森和郭永懷回國；還有一種對“特殊使命”的“廣義”理解，即她受命在較寬泛的范圍內動員科學家和留學生們回國。
國內民眾對科學家們一般保持高度崇敬，以往對科學家的刻板化宣傳的標志之一即是“放棄國外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沖破重重障礙，回到祖國”，全身心投身新中國建設。在愛國的主旋律下，李佩1950年初是否帶著中共授予的“特殊使命”重返美國，就變得無法討論，因為任何科學家都可說是因愛國而歸來。
圍繞狹義的“特殊使命”概念，本文對李佩有特殊使命說存疑，通過對相關材料分條縷析，與王丹紅女士商榷。
“特殊使命說”源于李佩弟弟李佩璋的個人回憶
王丹紅女士關于“李佩有特殊使命”的提法受到李佩弟弟李佩璋的強烈影響。在李佩去世前一年，他透露了李佩赴美有動員知識分子回國的“特殊使命”。
李佩璋在2017年4月5日于中科院力學所舉辦的李佩郭永懷合葬儀式上，又提到了這一爆炸性說法——
“ 李佩因急需了解解放后新中國的發(fā)展前景，1949年初從美國赴港，坐了第一支從香港到天津的輪船，回到祖國。1949年10月北平剛剛解放時，她到北平參加華北革大學習，半年以后，高層領導決定要她回美國去，盡量動員科學家回國，為祖國效力。她在一個西單的小旅館里見到我，跟我說了這一切，而且她在做準備工作，而且由組織上專門把她送到美國。她在美國做了大量動員工作，鼓勵科學家回國效力。她的活動甚至受到了FBI的注意。”（以上文字根據(jù)現(xiàn)場錄音整理） [2]
這段二人之間的私密談話，從證據(jù)鏈上說是現(xiàn)存的最親近的人證，似乎不由人不信。這種說法強烈影響了王丹紅。她十幾年前就采訪過李佩先生，是李佩先生最喜歡的一位女記者，和老人有較深的感情。此后，她作了大量文獻和史料研究，在《知識分子》上先后刊載了《李佩的特殊使命》、《“娜拉”的革命之路》，反復論證李佩有“特殊使命”，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
李佩身邊人對“特殊使命”說多有不同意見
不加修飾的“口述史料”固然能讓讀者直觀地看到親歷者回憶，但卻不能保證所呈現(xiàn)內容的真實性，只是因為任何人在回憶中都會出現(xiàn)記憶模糊或主觀判斷的情況，以至讓歷史失真。[3]李佩璋關于其姊李佩私密談話的回憶也不例外。
事實上，不少郭永懷先生生前的弟子，李佩先生的身邊助手以及朋友對李佩有“特殊使命”說多持不同意見，認為李佩1950年重新返美時沒有特殊使命這一說法更容易讓人接受。
戴世強和李家春院士、陳久明同是郭永懷在力學所指導過的研究生。他于20世紀八十年代初被錢偉長調到上海大學工作。錢偉長曾對戴回憶起諸多友人的往事，其中就談及李佩受共產(chǎn)黨委派，去美國動員留學生回國。錢偉長、錢學森、林家翹和郭永懷四人同是世界知名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的弟子和長年至交，錢偉長對李佩的了解較常人更多。1939年春，李佩就曾在西南聯(lián)大校園內張貼的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費生名單中看到過錢偉長、郭永懷和林家翹的大名，但那是李佩和錢偉長并不相識。錢偉長1946年就已從加州理工學院以探親名義回國，后到清華大學任教。李佩1947年方去康奈爾大學讀研究生，錢偉長對李佩在美國的狀態(tài)并未親眼目睹。直至1956年李佩隨郭永懷回國以后，二人方才相識。李佩對自己的事情極少開口，錢偉長關于李佩的特殊使命說或許也只是一種推測。
常年擔任李佩助手，悉心照顧其晚年生活的李偉格女士，郭永懷院士在中科院力學所指導過的研究生、上海大學戴世強教授，以及郭先生的助手顧淑林女士等均表示，“李佩先生從來沒有說過她有特殊使命”。[4]力學所退休研究員談慶明先生跟李佩關系很好，他曾專門委托朋友查閱李佩在中科院大學的人事檔案，筆者也曾申請查檔，但查閱到的檔案信息并不能看出李佩有特殊使命。
李佩受朱學范影響甚于喬冠華和龔澎
王丹紅的文章說關于李佩的特殊使命說，存在著一個弱鏈條關系。她在一些零散割裂的史實判斷上，用大量篇幅勾勒出一個邏輯關系較為牽強的故事——李佩在重慶時認識了龔普生，后來又認識龔澎，并在1949年初從美國回大陸途中在香港遇到龔澎和喬冠華，與他們一同建設新的統(tǒng)戰(zhàn)路線。
其實李佩1947年去美國后跟中國勞動協(xié)會的理事長朱學范和中國勞動協(xié)會書記長易禮容一直保持聯(lián)系。因反對國民黨政府破壞解放軍工會組織，拒絕召開偽國大，根據(jù)周恩來的指示，朱從上海逃至香港，并發(fā)表聲明譴責國民政府。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召開，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協(xié)會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團體會員，朱學范當選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自此直至去世都是與共產(chǎn)黨同心同德、頗受重用的黨外人士。朱、易跟李佩長期保持交往，對她的影響會更大，而不必非得拉扯上喬冠華和龔澎。
王丹紅在文中提到，“北平解放時，李佩還曾從美國打電話給在香港的朱學范，鼓勵他回大陸為新政府工作?！碑敃r的背景是朱學范已與國民黨政府心生嫌隙，中國勞動協(xié)會實質上遭國民黨解體，他已不可能去臺灣，在香港也無可事事，好在他已棄暗投明投奔共產(chǎn)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朱學范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工人階級發(fā)言。[5]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郵電部部長。
1949年4月下旬，朱學范在北平西郊的香山拜會劉少奇，曾提到中國勞動協(xié)會書記長易禮容還在香港，劉少奇熱情地催促要易禮容回家參加新中國建設。因此，李佩從美國返回香港時應在香港見到易禮容。她回到大陸后與中國勞動協(xié)會原負責人朱學范會面也很正常。
朱學范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積極參與了共產(chǎn)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吨鞂W范傳》中記載，1949年2月25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高崇民，陪同朱學范等35名從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到達東北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乘“天津解放號”專車從沈陽來到北平。3月21日同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應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長李維漢的邀請，參加在六國飯店舉行的茶話會。李維漢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要爭取、團結、改造舊知識分子，培養(yǎng)新知識分子”。緊接著，1949年3月30日至4月20日，朱學范在北平參加了討論迎接上海解放的經(jīng)濟問題的準備工作，在六國飯店舉行了七次座談會。座談會行最熱烈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物價問題，要進行幣制改革，控制好物價。一個是解放戰(zhàn)爭后要以發(fā)展經(jīng)濟為中心，就應該對舊社會經(jīng)濟方面的人才給予足夠重視，要有選擇地加以重用。這兩條意見得到中央領導重視。李佩出身資本家家庭，曾在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學習，當屬舊社會的高級舊知識分子和新中國急需的經(jīng)濟類人才。當然此時她還遠沒有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視野，卻會被老上級朱學范重視。招收大批大學在校生、畢業(yè)生和在職人員進入?yún)^(qū)域性革命大學學習，是對舊社會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徑。比較可信的是，李佩受朱學范引薦而進入華北革大就讀。
但李佩為何于1949年初從康奈爾大學中途回國呢？中科院力學所談慶明先生認為1949年初李佩以探親名義回國，很可能是想回國看一看情況，了解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中國到底怎么樣，他們自己該做何選擇？[6]這種心理可以類比抗日戰(zhàn)爭即將結束時人們的心情，周培源對此曾回憶道，抗日戰(zhàn)爭期間，人們都懷著“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在抗日戰(zhàn)爭即將結束時，人們又有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見到日本侵略軍就要全軍覆滅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則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我國的政治會出現(xiàn)怎樣的局面而感到憂慮。雖然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支持國民黨政府，不過國民黨政府對延安長期封鎖和造謠污蔑，大眾對共產(chǎn)黨所知甚少。雖然美國一些友好人士和新聞記者也做過一些對抗日根據(jù)地的正面報道，也令人將信將疑。［7］
李佩先生的弟弟李佩璋也曾說過，李佩在1949年初急需了解新中國的發(fā)展前景而回國。那時李佩到了天津“過家門而不入”，看似直奔北平，很可能是急于與朱學范會面和到華北革大報到。也有傳聞說李佩那時與家里的關系已有裂痕。很快，李佩回國后便跟朱學范在北京一同進餐，那么李佩受朱學范推薦進入該校學習也是自然而然。
李佩似不可能被委派特殊使命
中科院力學所俞鴻儒院士曾長期受教于郭永懷并在其手下工作，他贊同李佩赴美有“特殊使命”。他認為，“李佩1945年跟著鄧發(fā)和李佩三四個人參加國際勞工會議，之后又參加國際婦女大會都充分證明了其思想進步性?！钆逑壬堑叵曼h派到美國去的。她1956年才回到國內。如果不是地下黨員，何以享受離休干部待遇呢？”這種想法也影響了很多人。
俞鴻儒還記得，李佩曾告訴他，她在康奈爾大學曾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康奈爾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參加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麥卡錫主義最嚴重的年代已成為一個敏感組織。世界知名物理學家哈伯德（Berhard Irwin Deutch，1929-1994）1947年至1953年在康奈爾大學攻讀物理學本科和生物物理碩士學位期間也參加過該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1953年他轉至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后，就已不再跟共產(chǎn)黨接觸。但1954年起，他仍因這段經(jīng)歷而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后不得不逃至丹麥。[8]但是，一些人的印象里，李佩似乎并不是政治活動積極的參加者。
中科院力學所談慶明研究員曾告訴筆者，據(jù)在美留學華人學生會波士頓分會的傅君韶的回憶，以及曾同期在美學習的林鴻蓀妻子楊友鸞的說法，李佩在美國期間沒有履行其動員知識分子回國的特殊使命的跡象，郭永懷雖是留美科協(xié)的正式成員，也沒有積極活動，而是專注于學術研究。
中科院力學所退休研究員潘良儒1950—1955年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那時郭永懷已于1946年受師兄希爾斯（W.Sears）邀請到康奈爾大學任教。潘讀書期間曾聽過郭永懷的流體力學課，并受郭永懷研究項目的資助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潘良儒思想進步、熱情開放，曾擔任康奈爾大學學生會主席，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與美國共產(chǎn)黨人哈伯德等多有交往。文革”期間潘被當作“美特”受到審查，“文革”結束后復旦大學邀請哈伯德訪華，對方指定要求見潘。在潘看來，李佩和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并不活躍，也沒有聽說李佩有其特殊使命。由此可見，李佩璋所說的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李佩因動員知識分子回國而受到FBI跟蹤的說法，也只是李佩璋的一面之詞。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李佩不是地下黨，國民黨也不曾將其視作地下黨嫌疑。最直觀的理由是，中科院大學提供的部分李佩人事檔案顯示，1981年李佩才正式入黨，而一個解放前的地下黨已具備黨員身份，不會重新入黨。那么，李佩曾是共黨嫌疑么？
中國勞動協(xié)會是國民黨政府下有些“黃色”意味的合法組織。1939年國共合作期間，朱學范跟周恩來打交道，同意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加入中國勞動協(xié)會，由董必武等三人參加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后來又同意解放區(qū)加入中國勞動協(xié)會，代表只有鄧發(fā)一人。1941-1947年李佩參加中國勞動協(xié)會，擔任朱學范在中國勞動協(xié)會的助手，在勞協(xié)中是負責國際聯(lián)絡工作。李佩去美國前跟共產(chǎn)黨有過一些接觸，幫助朱學范推進國共合作，作為勞協(xié)內的非重要人物與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人有過來往，也確因國民黨追查勞協(xié)將美國捐款轉給延安事而受牽連，但不能證明李佩因此是黨組織的人。李佩曾說過，較場口事件之后，中國勞動協(xié)會的政治態(tài)度更加明朗了。從此，她開始萌發(fā)了革命理想的追求。但較場口事件后不久，她便離開勞協(xié)，去了康奈爾大學。［9］
抗戰(zhàn)后，由朱學范領導的勞協(xié)內已有不少地下黨員，進行了一系列的進步活動。朱學范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地下黨人物中并沒有李佩。1946年8月6日重慶市國民黨黨團軍政聯(lián)系會議對勞協(xié)作出決定：“以該會違背政府法令，情節(jié)重大，請中央即日明令將該會解散，對其首要分子，分別拘捕，予以嚴懲。”國民黨要抓捕的42名“共諜”名單中也沒有李佩。［10］
有趣的是，李佩和郭永懷雖為夫妻，但二人1956年回國后，政治待遇懸殊。作為日內瓦談判后歸國的科學家，郭永懷頗受黨組織信任并于1961年加入了共產(chǎn)黨。李佩則在“文革”期間被當作“美特”而隔離審查、飽經(jīng)折磨，直到1981年李佩才正式入黨，與其說是受到她資本家家庭背景的影響，莫不如說是受她復雜的個人交往的影響。李佩“文革”期間之所以受到隔離審查，除了她在中國勞動協(xié)會工作與留學美國的經(jīng)歷外，李佩本人的歷史和社會關系的復雜性也是她的問題遲遲沒有結清的重要原因。中國科技大學對李佩的一份政審資料（落款日1976年3月24日）[11]說道， “李佩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與國民黨上層反動人物戴笠、胡宗南、康澤等人結識，有過來往。同時與美國某些中上層人物也有交往。李佩本人歷史復雜，社會關系復雜。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查，已基本結束，有些問題一時難以弄清”。李佩與戴笠等國民黨上層人物的交往，在共產(chǎn)黨授予李佩特殊使命之前，黨內應早有了解，因此不太可能賦予李佩狹義的“特殊使命”。談慶勝在中國科技大學畢業(yè)后，1973年任該校教師，他曾受其兄談慶明之托，多次探望隨中國科技大學南遷合肥的李佩。他清晰記得，李佩不經(jīng)意間提到她受隔離審查之事時，曾親口說道，“還不是朱學范的事嘛”，可見她確實受到朱學范一案的牽連。相比之下，她的胞妹李佩珊和胞弟李佩璋都是老共產(chǎn)黨員和黨內干部。
李佩身邊的人透露，20世紀80年代，李佩和很多普通黨員一樣，對黨內某些不正之風提出過合理的批評。盡管“文革”期間遭受過很多磨難，長期被黨組織不信任，李佩后期的入黨和被評為先進黨員，也可視作一種超出個人遭遇的思想認識和行為實踐的升華。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中美之間人員往來相對自由。臨近戰(zhàn)爭，中美關系有所緊張，像李佩這樣能有機會重返美國的人并不多，但是她復雜的個人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共產(chǎn)黨對她的信任。而且，在美國尚有一大批進步留學生，組織上大可以從中挑選適合的人選，執(zhí)行特殊使命，而不是李佩這樣過往經(jīng)歷復雜、又無地下黨背景的人。
華北革大是入學寬松的思想改造學校
進一步說，既然李佩不是地下黨，她何以享受離休待遇？
其實，1949年9月李佩上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這一經(jīng)歷，才是她日后享受離休干部待遇的原因。在1948年共產(chǎn)黨軍隊打下東北后，思想改造已經(jīng)興起，在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后，思想改造大范圍展開，并建立了華北革大等不少思想改造性質的學校。事實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入學此類干部培訓學校的學生，其入學時間會被當作正式“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倘若能順利畢業(yè)，日后普遍被賦予離休待遇，中央還專門下發(fā)過正式文件。李佩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前入華北革大學習，恰好搭了末班車，日后享受離休干部待遇不足為奇。當然，這說明至少李佩是政審合格的，因為這些畢業(yè)生有的被選拔進政府任職，政審不合格的推薦到其他單位，極少部分甚至在畢業(yè)前因政治表現(xiàn)不佳而被抓了起來。
不同于一般讀者，對于李佩不是地下黨一事，王丹紅女士是了然于胸的。但她在其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中，潛在地將華北革大當作培養(yǎng)黨遴選和信任的紅色干部的學校，進而把李佩先生1949年中途從康奈爾大學回國后在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作為她有“特殊使命”的一個重要橋接，有一定的誤導性。
其實，國內關于革大的資料并不鮮見，關于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的特殊性也有不少人所提及。華北革大是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學校，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專為民主人士開設，學員眾多。鑒于新中國必須有自己培養(yǎng)、信任和考驗過的干部隊伍接收舊政府人員，中共中央先后在各大區(qū)成立了與之匹配的大區(qū)級革命大學［12］。1949年2月，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下文簡稱華北革大）成立，校址設于北平西郊萬壽山湖畔之西苑。
王丹紅的文章中提出，李佩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學院的同期同學有沈從文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其實時間上不完全對應。1950年2月李佩從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畢業(yè)，而沈從文1950年3月才進入華北城內拈花寺的華北大學進行學習［13］，同年4月轉入位于北京西郊舊軍營的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繼續(xù)學習。［14］不過，兩人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參加學習，時間較近。
華北革大采用大量招生與嚴肅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并采用了頗為縝密的組織架構。［15］李佩和沈從文就讀的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為了便于思想改造學習，華北各大按照軍政界、民主人士以及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新回國的留學生）等不同類型，編排小組學習。［16］革大的目的是改掉知識分子自由散漫、輕視工農群眾等問題，使之樹立唯物史觀、一切問題從階級分析出發(fā)的認識。課程學習包括“以勞工創(chuàng)造世界、階級斗爭和國家學說三個問題為主題，再配以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及政治形勢、國際主義、黨史黨綱黨章等學習”［17］。學習形式包含理論學習、集體討論、民主評卷和業(yè)余勞動等。層級性討論小組注重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lián)系實際。革大這種新穎的學習方式以及革命熔爐的思想氛圍吸引了不少學員，也讓有些人對集體生活與自我批判不適應，對“改造”這一新詞匯在心理上不能接受，愿說“適應新環(huán)境”。［18］當然，華北革大這種思想改造的結果也頗有成效，以至于1950年胡思杜批判父親胡適并表明與之劃清界限的一篇文章，驚呆了遠在美國的胡適。
李佩在入學華北革大前，肯定對這所學校的性質有所了解。她的入學動機可根據(jù)他人的類似情況做有限的猜測。據(jù)史樹青回憶，“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tài)度，不知共產(chǎn)黨能否長久？在那里學習，主要是交代思想，丟掉對美國、國民黨的幻想，進行思想改造，洗腦筋。進去時壓力大，沈從文有，我也有。”［19］當時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有種普遍壓力，他們面對陌生的新生政權，內心既有很大的希冀，也擔憂自己在未來社會中的處境，思慮未來的工作安置和生計維持。李佩參加思想改造，也可能是適應當時的一股潮流，為日后回國工作奠定基礎。
那么，華北革大的入學是否很難？事實是到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的人并不鮮見。據(jù)何兆武回憶，“當時進革大讀書很容易，考試一概沒有，只要有人介紹就能進，來者不拒?！?span style="color: rgb(136, 136, 136); font-size: 14px;">［20］華北革大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繼續(xù)大規(guī)模招生，如1950年，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同志到革大政治研究研究院學習的多達幾十人。［21］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與黨校有顯著區(qū)別，并非培養(yǎng)黨政核心干部，而是對舊社會知識分子的普遍性思想改造的措施。倘若將李佩在華北革大的學習經(jīng)歷，當作她被黨組織選中，1950年初帶著黨交付的特殊使命重返美國的證據(jù)，顯然不具有說服力。
新中國成立前后，很多華北革大的在校生、畢業(yè)生都有親屬在國外學習和生活。我們并不能排除，共產(chǎn)黨曾對所有華北革大的畢業(yè)生都曾托付了類似的“特殊使命”，要求這些人積極動員他們的海外親屬回國。像李佩這樣在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能重返美國的人非常有限，共產(chǎn)黨交代李佩要積極動員知識分子回國也可以理解。這樣一來就成了本文開頭廣義的特殊使命，李佩的特殊使命說就變得不可證偽，且不值得批駁。
既然王丹紅女士認為李佩曾積極動員錢學森回國，下文我們尚且繼續(xù)考察一番狹義的特殊使命說。
錢學森回國與李佩沒有關聯(lián)
中科院力學所的不少老人認為，錢學森回國跟李佩更沒有關聯(lián)，例如中科院力學所俞鴻儒院士也支持這種說法。［22］他認為，以往基本史實已很清楚且被普遍接受，除非有十足的證據(jù)，一種新的說法難以確立。如果說錢學森回國跟李佩有關，那為何李佩自己的丈夫郭永懷沒有被她勸說成功而更早回國？
王丹紅所說的，為什么李佩1949年途徑香港回國后，錢學森才收到共產(chǎn)黨邀請他回國效力的信件，這其實更看似一種巧合，說新中國成立在即，共產(chǎn)黨急需召集大牌專家回國更為可信。她猜測此前錢之所以沒有收到信件，一來共產(chǎn)黨沒有意識到錢學森的重要性，這顯然不可能。二來，沒有聯(lián)系錢學森的渠道。事實上，早在1946年，與錢學森同在馮·卡門名下工作的錢偉長就已利用探親理由回國，擔任清華大學教授。而且，共產(chǎn)黨完全可派在美共產(chǎn)黨員曹日昌和羅沛霖直接勸說李佩回國。羅沛霖作為錢學森的同窗，很早就開始跟錢學森密切接觸。按照鄭哲敏院士的說法，羅沛霖和錢學森私交甚好，在加州理工期間，羅沛霖每個周末都要去錢學森家。羅沛霖還在錢學森20世紀50年代陷入麥卡錫主義風波后，為避牽連而急切回國。1949年4月，在芝加哥留學的葛庭燧收到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清華校友曹日昌寄給錢學森的親筆信，代表當時的中共北方當局邀請錢學森回國建設祖國的航空事業(yè)。沒有必要再找李佩中間參與。
加州理工所藏馮·卡門與錢學森的通信也可證明，錢學森回國的欲望并不強烈，而是專注于學術追求。此前1939年，他原來的學生簽證期滿，曾由加州理工學院出面幫他延長在美時間。1941年，國民政府再次督促錢回國，馮·卡門直接回復航空研究院，表示錢學森、郭永懷、林家翹和胡寧是他替國民政府培養(yǎng)的航空精英，將在戰(zhàn)后歸還給中國，發(fā)展中國航空事業(yè)。［23］
1946年，錢學森接受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職位后，他曾為留在美國繼續(xù)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快快返回祖國現(xiàn)身國防事業(yè)之間游移不定。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個回國任教的機會?？瓷先?，似乎國民黨政府有意任命錢學森擔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24］1947年錢學森申請了永久居住身份，之后他于7月返程回國，想回中國看看。錢學森回國后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在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演講中透露，他已準備好將所學回饋祖國，可惜國民黨教育部卻出爾反爾，拒絕讓他出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后來官方原因是他太年輕，小道消息是教育部官員懷疑錢學森能否效忠國民黨而取消任命。［25］但也有人認為，錢學森其實是斷然拒絕了北大等高校請他回國任職的邀請。
錢學森對國內戰(zhàn)局的悲觀判斷也是他沒有迅速回國的原因。1949年夏，錢學森重返加州理工學院，擔任該校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從1948-1949年，錢學森一直通過報紙密切關注中國戰(zhàn)局，了解到國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共產(chǎn)黨勢如破竹地先后解放北平、南京和上海，并將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逼退到臺灣。在要做出人生中關鍵抉擇的時刻，他邁出了最后一步：提交美國公民權申請。［26］只是后來，錢學森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他會被美國驅逐出境。
結 語
歷史需要真相。
一言以蔽之，在黨組織較早派羅沛霖等共產(chǎn)黨員接近錢學森的前提下，說李佩有狹義的特殊使命，被黨組織授命動員錢學森回國，并不能令人信服，至少不被黨組織寄予厚望。說李佩有廣義的特殊使命，被黨組織交代動員海外知識分子回國是正常的，只是這種觀念又流于泛化。
無論怎樣，李佩的勸說都沒有起到任何實際效果。錢學森一直到1955年被驅逐出境，在日內瓦談判后經(jīng)中國政府周旋而回國。在1950年2月李佩重回康奈爾大學后，她的至親郭永懷在中美往來尚且自由的情況下并未立即回國，雖然他并未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在錢學森回國后，郭永懷受到他的熱烈召喚，仍以尚未完成手頭的研究項目為由，一年后才回到國內。
在歷史學研究里，想證明一個事情存在，只需找到一些或強或弱的相關聯(lián)的證據(jù)，但一個最難的事情就是否認一個事物不存在。本文的意義不在于一定要駁倒李佩有特殊使命說，而是提倡思考歷史事件的另一種可能性。
李佩先生生前從未說過她沒有特殊使命，但也沒有明確說過她有特殊使命。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來看，說李佩有特殊使命缺乏說服力，本文認為李佩沒有狹義的特殊使命，更符合事件發(fā)展邏輯和情理，但也只是提供了她沒有特殊使命的諸多旁證。
李佩關于“文革”的資料現(xiàn)在不可能公開，李佩生前也很少提自己的事，郭永懷和她的學生心疼、尊重她，對于她和郭先生的往事開不了口。很多史實只能等待日后檔案的披露。
仙人已乘黃鶴去，面對各種鋪天蓋地的對李佩和郭永懷的悼念文章，筆者不禁思索，我們在反思李佩隨丈夫郭永懷回國后的命運變遷之余，最應該向李佩學習什么呢？顧淑林認為，郭永懷和李佩二人身上，既有著老一代知識分子救國愛民的家國情懷，又體現(xiàn)了西方人本思想下的公民責任。[27]
筆者以為，如果說李佩的前半生因其資產(chǎn)階級家庭背景和中國勞動協(xié)會、美國名校留學，以及與戴笠、周恩來等高層人物交往的經(jīng)歷而顯得傳奇的話， 她在飽經(jīng)“文革”劫難，以及丈夫郭永懷和女兒郭芹去世的人間悲劇后，嬌小的身軀才真正迸發(fā)出巨大的能量。她不斷學習和自我超越，跨越人生苦難，胸懷和思想境界日益提升，在英語教學、中關村社區(qū)建設上默默奉獻，而且“心里一直想著別人，從來沒有自己”，從細微之處真誠關心身邊每一個人，低調、堅強地活出了自己平凡而閃光的后半生，詮釋了一個女性的尊嚴和人格魅力。這才是我們見過的栩栩如生的、平易近人的李佩。
（致謝：本文撰寫過程中，中科院力學所潘良儒研究員、談慶明研究員、俞鴻儒院士、李家春院士、李偉格女士，以及曾在力學所工作過的顧淑林研究員；上海大學戴世強教授，中國科學院大學王揚宗教授，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王作躍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郁柏楊先生、熊衛(wèi)民教授，以及寧波大學談慶勝教授，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女士曾提供過諸多有價值的學術資料和建議，在此一并感謝。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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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根據(jù)2017年4月5日郭永懷和李佩紀念大會及合葬儀式活動的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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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作者2017年4月9日對俞鴻儒院士的電話采訪。
［23］筆者2013年在加州理工檔案館查閱到的檔案。Box 132.2.The correspondence with Tsien, Hsue-Shen. The Theodore Von Karman collection. Caltech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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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張純如, 魯伊. 蠶絲:錢學森傳[M]. 中信出版社, 2011：162。
［27]筆者2017年4月長對顧淑林女士的電話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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