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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加速中國出生率下降,怎么辦?

2021/06/08
導讀
新冠疫情對世界人口發(fā)展的影響前所未有
pixabay.com


前  言

自2019年12月報告全球首例COVID-19病例以來,這一流行病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傳播。截至2021年5月,全球共報告超過1.7億多例COVID-19確診病例,超過350多萬人死亡。新冠肺炎大流行這場重大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暴發(fā)一年后,隨著更多的數(shù)據(jù)被匯編和分析,疫情對人口產生的巨大影響正變得越來越明顯。除死亡率上升這最顯而易見的人口后果外,新冠疫情也對生育產生了重大影響。

那么,新冠疫情究竟如何影響各國出生人口數(shù)量和生育水平?這種影響是暫時的影響還是將長期持續(xù)?


撰文|張翠玲   李月(中國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
責編|王一葦

 

 ●                ●                


2020年7月,意大利博科尼大學教授 Arnstein Aassve等人在Science 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后全球將迎來進一步的生育分化——在生育率已經非常低的高收入國家,經濟衰退和相關的不確定性以及學校等公共服務的長期關閉將導致生育率持續(xù)下降。另一方面,與大流行有關的經濟放緩和計劃生育服務中斷可能會影響中低收入國家/地區(qū)的生育率水平和趨勢,導致低收入國家農村地區(qū)的生育率下降減緩?;诟鲊傻脭?shù)據(jù)的初步分析顯示,Aassve等人的這一估計正在部分變?yōu)楝F(xiàn)實。

 


全球生育水平在進一步分化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前,全球一半人口生活在總和生育率低于2.1更替水平的國家(聯(lián)合國2017年),主要為歐洲、大洋洲大部分發(fā)達國家和亞洲的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2020年,這些國家均出現(xiàn)了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后疫情時代全球生育水平區(qū)域分化進一步加劇。

 

而新冠疫情后,我國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從2019年的1465萬減少到1200萬,下降18%,總和生育率也降到1.3的極低水平。筆者利用國家衛(wèi)健委互聯(lián)互通出生人口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年輕人群受疫情影響更為嚴重,2020年30歲以下婦女生育數(shù)量同比降幅最大,達23.6%,該年齡組生育的一孩數(shù)和二孩數(shù)同比分別下降22%和26%。

 

2020年 1-12月份分年齡組、分孩次生育數(shù)量同比變動(2019年為基年)

 

同一數(shù)據(jù)還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的下降更多集中在第四季度,11-12月的出生同比降幅超過35%。其中,30歲以下年齡組的生育節(jié)奏嚴重放緩,11-12月同比降幅達30-40%。疫情同樣加速了四季度的二孩出生下降,11月和12月二孩出生數(shù)量同比下降幅度達30%以上。年初疫情暴發(fā)對年末各孩次出生均造成較強抑制。

 

另外,其他低生育國家年度出生人口進一步大幅減少。

 

例如,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數(shù)量為87.26萬人,同比減少2.9%,創(chuàng)歷史新低(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韓國出生人口同比減少10%,總和生育率從2019年的0.92進一步跌到0.84(韓國國家統(tǒng)計局,2021),再創(chuàng)歷史新低。

 

法國最新人口統(tǒng)計報告也顯示,2020年法國新生兒數(shù)量為74萬,雖只比2019年減少1.3萬,但出生數(shù)創(chuàng)1945年二戰(zhàn)之后的最低水平。

 

2020年,意大利新生兒出生人數(shù)40.41萬人,這是意大利連續(xù)12年出生率出現(xiàn)下降,比2019年減少3.23%,較2008年意大利新生兒峰值(57.66萬人)下降了30%。

 

作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 2020年出生人數(shù)為360.5萬人,比上年減少4%,連續(xù)6年下降,同時也創(chuàng)出197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總和生育率也降到1.637的歷史新低。

   

數(shù)據(jù)來源:作者根據(jù)各國統(tǒng)計部門網站公布出生數(shù)量和總和生育率計算、繪制


大多數(shù)國家疫情暴發(fā)9個月后出生數(shù)量向下波動。數(shù)據(jù)還顯示,在全球低生育不斷加深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對生育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強,使得2020年11月后的出生數(shù)量持續(xù)向下波動。

 

為更加及時和便捷地提供各國疫情后的出生動態(tài),奧地利維也納人口研究所和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在其聯(lián)合建設的 “人類生育數(shù)據(jù)庫”(Human Fertility Database)平臺上,新增了 “短期生育波動數(shù)據(jù)庫”(Short-Term Fertility Fluctuations Data Series)。

 

維也納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學家 Tomas Sobotka 和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 Aiva Jasilioniene 等人基于這一數(shù)據(jù)庫的分析結果顯示,2020年11月和12月歐盟15個國家的出生人數(shù)同比分別下降5%和8%,美國下降7.7%。2020年12月意大利的出生人數(shù)也同比減少21.6%。2021年1月,西班牙、俄羅斯和法國的出生人數(shù)分別下降20%、10.3%和13.5% 。2021年前幾個月許多發(fā)達國家出生數(shù)仍在加速下降,預計這些國家出生數(shù)和總和生育率將創(chuàng)歷史新低。

 

可以說,新冠疫情對世界人口發(fā)展的影響前所未有,不分國界地對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造成了普遍和廣泛的影響。

 


如何理解新冠疫情后的出生下降?


生育決策通常受諸多因素綜合影響,例如是否做好了孕育子女的經濟、心理準備、外部環(huán)境是否適宜孕育胎兒、家庭是否能夠負擔子女孕育養(yǎng)育的成本、如何平衡子女孕育與家庭工作的關系,等等。


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經濟收入和未來的不安加強,推遲結婚和生育,進而影響未來出生人口,抑制整體人口增長。

 

新冠疫情暴發(fā)后,各國普遍的婚姻推遲導致出生率下降。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全球持續(xù),導致的不確定性或不可預期性增加,人們組建家庭的意愿大幅降低和延后。據(jù)中國民政部公布數(shù)據(jù), 2020年全國婚姻對數(shù)同比下降12.2%,尤其是一季度下降幅度達45%。2020年登記也是1970年以來韓國新婚夫婦人數(shù)最少的一年,同比下降10.7%。法國2020年的結婚人數(shù)下降34.1%,只有14.8萬對夫婦結婚,而2019年和2018年分別為22.4萬對和23.4萬對。

 

新冠疫情引發(fā)的經濟衰退導致失業(yè)率和失業(yè)恐懼上升。根據(jù)聯(lián)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估計,2020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估計下降了4.3%,而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僅下降1.7%,發(fā)達國家整體GDP萎縮了5.6%,發(fā)展中國家的GDP下滑了2.5%。

 

2020 年 5 月,加拿大失業(yè)率已達到 13.7%的歷史高位(2 月份為5.6%)。挪威失業(yè)率在 3 月和 4 月疫情高峰期也已達到歷史新高(10.4%)。奧地利出現(xiàn)了自 195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就業(yè)下降,失業(yè)率創(chuàng)歷史新高,就業(yè)市場至少需要 5 年才能完全恢復。美聯(lián)儲預測2020年美國失業(yè)率將保持 9.3%,且其中 42%的失業(yè)將是永久性失業(yè)。疫情對年輕人就業(yè)的打擊更為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tǒng)計顯示,全球參加工作的18~29歲人口當中,有17.4%因疫情而失業(yè)或歇業(yè)。

 

由于失業(yè)導致收入損失和未來就業(yè)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加,在金融形勢好轉之前,建立或擴大家庭規(guī)模的計劃更有可能被暫停。嚴重而長期持續(xù)的經濟衰退,將導致女性生育數(shù)量減少?;?8個歐洲國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失業(yè)率上升時,生育率顯著下降,而且經濟衰退期間,失業(yè)對生育行為的負面影響會擴大。


美國學者使用2013-2018年美國生命登記數(shù)據(jù)、2003-2018年州失業(yè)率分析發(fā)現(xiàn),經濟衰退最嚴重的州出生率下降較大,而且失業(yè)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出生率將降低1.2%。在此意義上,本次疫情后各國出生數(shù)的下降,似乎更應被視為經濟衰退引起收入下降導致的后果。

 


家庭福利政策顯示出緩沖功能


盡管低生育國家大多出現(xiàn)了出生數(shù)量的下降,但各國危機前的經濟、人口和政策背景不同,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各國生育的影響強度也存在顯著差異。調查顯示,在家庭支持政策較完善的國家,生育意愿降低的幅度相對小。

 

在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進行的疫情前后生育意愿調查顯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國青年由于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兒童保育服務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均較差,且疫情前兒童保育服務對祖輩的高度依賴由于社交隔離的政策無法繼續(xù),導致這兩國年輕人更傾向于放棄生育計劃——意大利和西班分別有36.51%和近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放棄了原有的生育計劃。

 

在家庭政策較為完善的法國和北歐國家,疫情對生育的影響相對較小,生育的下降幅度相對較緩,丹麥、芬蘭、荷蘭和挪威的出生率在12月之前保持穩(wěn)定。芬蘭在疫情后甚至出現(xiàn)了逆勢增加,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間出生增加了1.9%至10%。

 

德國也是少見的疫情生育率上升的國家之一。從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德國出生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0.8%。目前德國的生育率為每名婦女生育1.59個孩子,在歐洲處于中游水平,但與處于歐洲生育水平后排的過去相比有較大提升,這與近十多年來德國實施慷慨的育兒激勵政策和向婦女兒童友好型社會環(huán)境轉變有著緊密聯(lián)系。


2007年德國引入帶薪育兒產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個月父母津貼,并為休產假的父親留出兩個月額外假期。德國政府還投資擴建兒童保育配套設施。2013年開始,德國所有1歲及以上學齡前兒童都擁有了獲得公共托兒所名額的合法權利。兒童托育服務和育兒假福利制度改革顯著提升了兒童入托率和父親休育兒假的比例,托兒所的覆蓋率提高到了35%,德國父親休育兒假的比例從十五年前的3%提升到35%,這部分緩沖了疫情的影響。

 

但也有專家認為,部分國家出生數(shù)量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由于其2019年的生育率已創(chuàng)歷史新低所致。

 


歷史能否昭示未來?


歷史研究證明,高死亡率的災難性事件發(fā)生一年后生育率會逐漸回升,以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為例,瑞典、挪威、日本、臺灣等國家/地區(qū)在流感疫情爆發(fā)后生育率下降,此后 1-5 年開始上升,迎來了 “嬰兒潮”。但歷史上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饑荒、流感、大蕭條、戰(zhàn)爭等災難性事件后反彈至期初水平,原因在于當時結婚率高、現(xiàn)代避孕技術尚未普及、非婚比例和初婚年齡都較低,災難性事件對生育率的抑制是短暫的,社會經濟穩(wěn)定后就可以回升。

 

但是,以往流行病對生育的影響結論,對于我們判斷本次新冠疫情后生育的變動趨勢能提供的借鑒將較為有限。

 

當前與歷史事件發(fā)生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存在非常大差異,不同國家的生育率轉變階段也非常不同。過去半個多世紀世界經濟、科技和教育空前發(fā)展,現(xiàn)代避孕措施快速普及以及新生代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婚育時間不斷推遲、生育期縮短,非婚比例不斷攀升,世界生育率下降在時間和空間上不斷蔓延和深化。東亞、南歐和中歐、東歐和東南歐部分地區(qū)甚至處于1.0-1.4的超低生育水平。低生育背景下新冠疫情對生育的負面影響會更加被放大。


近年來,雖然有SARS、寨卡病毒和埃博拉影響生育率的案例可以作為參考,但是新冠疫情對人口的影響與這三種疾病也存在較大差異,表現(xiàn)為新冠疫情更多對老年人產生影響,而育齡群體的死亡率和發(fā)病率相對較低,低兒童死亡率導致所謂的補償生育也相應較少。因此,部分學者認為,過去在戰(zhàn)爭、經濟危機和災害后曾出現(xiàn)的嬰兒潮,可能不會在新冠疫情趨勢得到好轉之后發(fā)生。

 


故事尚未結束,影響還將持續(xù)


迄今為止,關于新冠疫情對當前和未來生育趨勢影響的證據(jù)仍非常有限,人們關于本次疫情對生育影響的認識還嚴重不足。隨著疫苗的提供、公共衛(wèi)生實踐的改善、社會行為的變化以及群體免疫的前景,新冠疫情對人口的影響似乎正在慢慢減弱。但變異病毒的出現(xiàn)和傳播擴散,未來幾個月可能會再次出現(xiàn)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shù)激增的情況,對未來的不安并未消除。


因此,仍需持續(xù)了解這一重大流行病對生育的影響機制、影響程度和持續(xù)時間等。而每個國家的識字率、計劃生育率、疾病傳播率、死亡率等方面的差異,使得各國出生和生育的預測軌跡會有所不同。對變動軌跡的預估也高度依賴各國出生登記和生命登記數(shù)據(jù)收集。世界各國也應根據(jù)自身情況積極調整相關政策,通過相關政策緩和新冠疫情對社會和家庭的不利影響。

 

疫情危機與我國生育下降的長期趨勢疊加,對我國婚育的抑制性影響既全面又廣泛,加速了我國出生人口數(shù)量和生育率的下行。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的政策努力非常緊迫。

 

要加強對生育態(tài)勢的密切監(jiān)測,深化疫情前后的生育意愿研究,短期要千方百計保就業(yè),增強群眾的收入預期,降低生活的不確定性,緩解家庭的生育焦慮,使因疫情而短期推遲的生育計劃得以實現(xiàn)。中長期要實施更加積極的生育支持措施,推進性別平等,減少就業(yè)等方面的性別歧視,通過建立價廉質優(yōu)的0-3歲孩子的普惠托育服務系統(tǒng),緩解家庭工作沖突, 落實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民生政策,切實破解 “不敢生” “生不起” “沒人帶” 等問題,減少人們生孩子的后顧之憂。針對低齡育齡婦女生育下降大的情況,提倡適齡婚育,營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環(huán)境,通過政策合力使中長期生育率的下降態(tài)勢得以緩解,推動實現(xiàn)適度生育水平。

 參考資料(上下滑動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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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翠玲,李月,楊文莊,張許穎.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出生人口變動的影響. 人口研究, 2021;3: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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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m.gmw.cn/2021-01/20/content_1302054962.htm
[6] http://dati.istat.it/Index.aspx?QueryId=39117&lang=en#
[7] https://www.cdc.gov/nchs/data/vsrr/vsrr012-508.pdf
[8] Sobotka, Tomas, Aiva Jasilioniene, Ainhoa A. Galarza, Kry?tof Zeman, Laszlo Nemeth, and Dmitri Jdanov. 2021. “Baby Bust in the Wak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irst Results from the New STFF Data Series.” SocArXiv. March 24. doi:10.31235/osf.io/mvy62
[9]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
[10] https://kosis.kr/statisticsList/statisticsListIndex.do?vwcd=MT_ZTITLE&menuId=M_01_01
[11] https://www.insee.fr/en/statistiques/5018534
[12] United Nations (2021).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1, Sales No. E.21.II.C.1.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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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tps://vanierinstitute.ca/uncertainty-and-postponement-pandemic-impact-on-fertility-in-canada/
[14] 歐洲時報 2020年10.8日文章
[15]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29776525820346
[16] Sobotka, Tomá?, Vegard Skirbekk and Dimiter Philipov (2011). Economic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7, No. 2, pp. 67-306, doi: 10.1111/j.1728-4457.2011.00411.x.
[17] Kearney, Melissa S., and Phillip B. Levine (2020a). “Half a million fewer children? The coming COVID baby bust” 15 June 2020. Brookings Institute. Available at www.brookings.edu/research/half-a-million-fewerchildren-the-coming-covid-baby-bust/
[18] Luppi, Francesca, Bruno Arpino and Alessandro Rosina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fertility plans in Italy, Germany, France, Sp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43, pp. 1399–1412.
[19] https://view.inews.qq.com/media/16754547?tbkt=H&openid=o04IBAPPigyRwhKvQ69g5XQL7mjk&uid=
[20] Stone, Lyman (2020). Short-run fertility responses to mortality events: A look to the past. Applied Demography, vol. 32, No. 1 (Special issue on COVID-19), pp. 18-20.


制版編輯 盧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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