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前夜，李鴻章與日本公使大吵一架
?李鴻章。來源：Russell & Sons
編者按：
光緒元年臘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親赴保定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兩度舉行會談，就日本軍艦“云揚號”入侵朝鮮江華島事件以及學習西方、變革服制、尊重婦女、舉借外債等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zhàn)。北京大學哲學系科技史教授周程基于1899年在日本出版的《森先生傳》中所揭載的對話記錄，譯介、分析了這場精彩對話的主要內(nèi)容。從中可以看出，盡管李鴻章組建了一個人數(shù)眾多的幕府，但由于無法破除人身依附關(guān)系、建立獨立的智庫，以致他很難聽到不同的意見，學到有價值的新知。結(jié)果，中國洋務派領(lǐng)袖李鴻章在同日本西化派先鋒森有禮的論戰(zhàn)過程中無法占據(jù)明顯優(yōu)勢也就在所難免。
撰文 | 周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責編 | 呂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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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元年，中國洋務派領(lǐng)袖李鴻章（1823—1901）和日本西化派先鋒森有禮（1847—1889）曾就1875年日本軍艦“云揚號”入侵朝鮮江華島事件以及學習西方、變革服制、尊重婦女與舉借外債等問題在保定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zhàn)。國內(nèi)媒介已經(jīng)刊發(fā)了不少論及這場對話的文章，但作者大都參考的是《李文忠公全集》中收錄的《日本使臣森有禮署使鄭永寧來署晤談節(jié)略》[1]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zhàn)爭》中收錄的《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jié)略》[2]等中文史料。由于這些史料都是“節(jié)略”，亦即經(jīng)過刪節(jié)處理，且森有禮當時的一些發(fā)言內(nèi)容還有可能未被中方完整地記錄下來，或未被完整地翻譯成中文，所以要再現(xiàn)這場對話的原貌以及深入了解這場對話的細節(jié)，不能僅依靠中文記錄，還有必要考察日文紀錄。
一、翻譯之謎
森有禮當時是日本駐中國公使，他赴保定拜會李鴻章主要是為了摸清楚李對處理江華島事件的態(tài)度，因為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對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次拜會結(jié)束后不久，森有禮便將其搜集到的有關(guān)清政府官員對江華島事件所持態(tài)度等信息向日本國內(nèi)作了書面匯報[3]，并將自己與李鴻章的對話記錄分兩次呈報給了外務省[4]。因此，森有禮1889年遇刺身亡后，人們在為他作傳或編輯全集時不難找到這份對話記錄。
目前看來，率先將森有禮與李鴻章的保定對話記錄公諸于世的是木村匡。他在1899年編寫的《森先生傳》中公開了“森李”對話的具體內(nèi)容，但他沒有明確交代該日文版對話記錄的出處[5]。1940年，日本外務省調(diào)查部在編撰《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時以“附記”的形式公開了被認為是森有禮當年報送給外務省的森李“應接記日文翻譯稿”[6]。1972年，大久保利謙在編撰《森有禮全集》時除完整地收錄了這份“附記”之外[7]，還以“附載”的形式收錄了森有禮與李鴻章在保定府舉行第二次會談時的英文版對話記錄“THE SECOND INTERVIEW ”[8]。
需要說明的是，森有禮和李鴻章在保定的對話確實發(fā)生在光緒元年底?？赡苁怯捎跊]有注意到農(nóng)歷年與陽歷年之間存在一個多月的時差，不少學者誤以為這場對話發(fā)生在1875年底。不過，木村匡在《森先生傳》第九章開頭處明確寫道：森有禮“明治八年十一月十日被任命為特命全權(quán)公使派駐清國。同月二十四日由品海出發(fā)，還沒有航行一半的路程，蒸汽船就損壞了。不得已返回東京。十二月四日改乘另外一艘船抵達神戶，八日乘坐玄武丸號于十二日夜到達清國的山東芝罘港。因北河結(jié)冰、航路阻塞，遂取陸路前往，到達北京時已是明治九年一月四日。”[9]日本自明治六年起，廢止農(nóng)歷，改用陽歷。此處的“明治九年一月四日”應為1876年1月4日。也就是說，森有禮1876年初才到任。是故，他與李鴻章在保定的會談不可能發(fā)生在1875年。
森有禮究竟何日抵保定，并與李鴻章開始會談的？木村匡說森有禮“一月二十五日前往保定府訪問了李鴻章”[10]。這一天是農(nóng)歷臘月二十九，由于光緒元年沒有臘月三十，故臘月二十九就是除夕。這個日期應該有誤?！独钗闹夜氛f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初次會談日乃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1876年1月24日。光緒二年正月初一，李鴻章在報送給總理衙門的《述森使議朝鮮事》的函中寫過這樣的一段話：
日本森使與鄭署使于二十八日午刻到省，下午三點鐘同來督署拜晤鴻章。因次日已屆歲除，恐公事紛冗不能深談，遂預備蔬酌留坐，并邀黃編修彭年，候補同知、略通英語之黃丞惠廉同坐陪敘，該使留連至是夜十點鐘始散。所有彼此問答緊要節(jié)目撮記片紙，附呈均鑒?！湃账瓤?，鴻章同黃編修等前往答拜，僅泛論西國時勢，未及正文，匆匆話別。該使等因元日行旅不便，定于初二日啟程回京。[11]
李鴻章在此函中說的日期應該不會有錯，即森有禮不是臘月二十九（1月25日），而是臘月二十八日抵達保定的，他們當天下午就舉行了正式會談。臘月二十九日上午話別時又圍繞“西國時勢”進行了非正式的會談。
關(guān)于1月24日森李初次會晤一事，我們也可以從森有禮1876年2月3日寫給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1837—1891）和外務卿寺島宗則（1832—1893）的一份匯報中找到佐證。森有禮在該報告中寫道：“1月20日由北京城出發(fā)，24日到達保定府，當日舉行了會談。這一天是他們的臘月二十八日，正處年末。長談從下午三時開始至九時為止?！?[12]很明顯，森有禮是光緒元年臘月二十八日抵達保定并開始與李鴻章會談的。
盡管會談結(jié)束次日就是光緒二年正月初一，由于事關(guān)朝鮮江華島事件，耽誤不起，故年過半百的李鴻章還是于該日緊急致函總理衙門，匯報了他與森有禮1月24日和1月25日兩度舉行會談的情況，并將1月24日下午的正式會談記錄一并報送給了總理衙門。至于1月25日上午的非正式會談記錄，亦即第二次會談記錄，李鴻章當時并沒有讓人整理上報，以致這份中文會談記錄今天已無從查找，人們只能通過日文記錄來了解當時的雙方會談內(nèi)容。
無論是臘月二十八，還是臘月二十九，對中國人來講，都不是理想的會談時間。森有禮選此時間造訪李鴻章，一定是因為征詢李鴻章對處理江華島事件的意見極其重要，且非常緊急。由于江華島事件給日本制造了一次否定中國與朝鮮的宗屬關(guān)系，逼迫朝鮮開港，并與之建立外交關(guān)系的契機，故明治政府高度重視，森有禮自然不敢怠慢。[13]
森有禮曾于1865年赴英國留學，1968年歸國。他在1870—1873年接受明治政府的派遣擔任日本駐美代理公使期間曾主張：日本不僅有必要廢止現(xiàn)有文字，改用羅馬字；甚至還有必要廢止現(xiàn)有語言，改用英語[14]。很明顯，在英美生活多年的森有禮會說英語，而且主觀上也愿意使用英語進行交流。這樣一來，森有禮與李鴻章之間的會談，從理論上講，存在兩種溝通方式：
一、借助日本使館一等秘書、代理公使鄭永寧（1829—1897），用中、日文進行會談。
二、通過中方英文翻譯黃蕙廉，用中英文進行會談。會談時，森有禮和李鴻章可以選擇其中的一種方式進行溝通，也可以交替使用這兩種方式進行溝通。只是中日雙方借助英語進行會談有點不合情理。
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元崇認為，森有禮與李鴻章1月24日和25日的“兩次會談均是通過英語進行，擔任李鴻章翻譯的是黃惠廉”[15]。為增加說服力，王元崇在后來寫的一篇文章中還考證道：黃惠廉的英語水平并不像李鴻章所言只是“略通英語”，不過他沒有交代引證史料的出處[16]。而筆者檢索出的一份史料表明，黃惠廉1870年還在直隸的肅寧縣擔任知縣[17]。此后，他轉(zhuǎn)任“候補同知”。由此可見，即便黃惠廉青少年時的英文相當好，但他入朝為官后，已難得有機會使用英語。因此，很難想象，森有禮拜會李鴻章時，會將鄭永寧閑置一邊，全程讓黃惠廉擔任翻譯。
實際上，不僅李鴻章沒有提及保定會談使用了英語，木村匡在編輯《森先生傳》時也沒有提及森與李會談時使用的是英語。不過，《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收錄的森有禮1876年2月3日寫給寺島外務卿的《與清國大學士李鴻章第一次會談之筆記報送事宜》信函中確實寫有：“在保定府與李鴻章兩度會晤，由對方的洋語譯員口譯，故上述談判之進程全部用橫文字進行了記錄?！?span style="color: rgb(136, 136, 136); font-size: 12px; text-align: justify;">[18]若此信函屬實，就應承認黃惠廉的確為森李會談提供了翻譯服務。
問題是，森有禮在上述信函中，既談到因來不及翻譯成日文故將第一次會談的英文記錄先行呈報，至于第二次會談的英文記錄則需等抄寫完畢后再另行呈報，同時又提到隨函附上“駐扎清國的森公使與清國大學士李鴻章1月24日和25日在清國保定府的應接記日文翻譯稿：關(guān)于朝鮮問題以及日本衣服、外債事宜”[19]。無論是《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還是《森有禮全集》，作為“應接記日文翻譯稿”附錄在書中的都是森與李1月24日和25日的對話記錄。既然兩次會談的日文版對話記錄都已整理好了，怎么會有來不及翻譯成日文之說？顯然，這里面有矛盾。而且，第一次會談的英文版對話記錄1940年編輯《大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時就已不見蹤影。
雖然存在不少謎團有待進一步厘清，但是森李兩次會談的日文版對話記錄不至于有假。實際上，盡管各書出版的時間不同，但各自收錄的日文版對話記錄幾無差異。以下，擬基于明治時期出版的《森先生傳》中的日文版對話記錄對雙方的對話內(nèi)容展開進一步考察。
二、文化認識上的差異
比對李鴻章與森有禮1876年1月24日在保定的會談記錄，不難發(fā)現(xiàn)，中文記錄與日文記錄之間存在不少差異。我們先來看一下《李文忠公全集》中記錄的二人剛開始會談時的對話[20]。這段對話常被用來佐證中日兩國官員當時的文化認識差異。
鄭署使傳森使語，致仰慕之意。
答云：豈敢。
森使致謝道途款洽。
答云：因得總理衙門信，知森大人要來，故遣弁相迓。
因問：森大人在京總理衙門見過各位中堂大人？
森使云：見過。
問：見過王爺？
森使云：見過。
問：森大人多少年紀？
森使云：整三十歲。
問：森大人到過西洋？
森使云：自幼出外國周流，在美國學堂三年，地球走過兩周，又在華盛頓當欽差三年。現(xiàn)在外務省官大輔。
問：中西學問何如？
森使云：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祗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
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使云：五分尚沒有。
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署使云：這是外貌，其實在本領(lǐng)尚未盡學會。
森使云：敝國上下俱好學，祗學得現(xiàn)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
答云：久久自有。
森使云：在美國時，識得貴國容閎、曾蘭生二人，極有學問。
答云：容閎現(xiàn)派駐美國欽差大臣。
森使云：極好。
又答云：曾蘭生現(xiàn)調(diào)回天津當委員。明年森大人過天津，可以訪他。
森使云：在美國見許多中國幼童，均極聰明。
答云：是遣去外國學習的，聞他們尚肯讀書。
森使云：這起人長大學成，將來辦外國事是極好的。
又云：當初游歷各國，看地球并不大；未在局中，看各國事極清楚。如貴國與日本國在亞細亞洲，可惜被西國壓住了。
答云：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國均須同心和氣，挽回局面，方敵得歐羅巴住。
從這段李鴻章自己確認過的對話記錄中可以看出，李鴻章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學習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比學習西學具體內(nèi)容更為重要。就此而言，李鴻章與森有禮對西學的認識明顯不同。森有禮擔心的是，盡管日本上下都非常好學，愿意以西方為師，但日本人只學會了制造器物的知識，并沒有掌握創(chuàng)造新知的方法，是故日本“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但在李鴻章看來，這不是問題，時間久了，自然就會有人琢磨出創(chuàng)造新知的方法。后來的實踐表明，學習西學時，知其然不難，知其所以然絕非易事。以科學為核心的西學之所以能在西方獲得快速發(fā)展，是因為那里的社會風土更適合西學的孕育與成長。
從上述對話中還可以看出，李鴻章當時已經(jīng)形成了東亞連帶意識，將地理因素看成是影響一個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要素。為了抵擋歐洲的侵略，李鴻章主張東亞各國“同心和氣”，一致對外，以挽救危局。正是基于這一地緣政治見解，他在會談過程中，特地給森有禮書寫了八個字的忠告：“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希望中、日、韓不要徒傷和氣，因小失大[21]。
我們再看一下《森先生傳》第九章中記載的二人剛開始會談時的對話內(nèi)容。此對話系筆者根據(jù)日文記錄“第一回會見”譯出。[22]
森：鄙人先后周游世界二回。第一回是向西起航，由東而歸。第二回恰好與第一回相反，向東起航，由西而歸。而在橫渡茫茫大海之際最為令人興奮。此間，數(shù)晝夜都看不到陸地，抬頭唯見穹隆天空，低頭只見團圓水面，耳不聞塵世間的喧鬧之聲，目不見船艙內(nèi)的雜亂之狀，精神高度寧靜，旅客相互親睦，實有一種怡然若夢之感。
李：的確會感到快樂。
森：真是如此。而且，上陸之后，見聞世間事物，如同進入夢境一般。人們心思相互不同，國家狀況各自有異，或受欺壓，或被蹂躪?？傊?，尤以土耳其、印度以及清國這樣的國家為最甚。
李：閣下遍游世界，廣究事物，見多識廣，如果現(xiàn)今業(yè)已謀定幫扶此等數(shù)國，使其擺脫欺壓，提升國力，恢復國光之妙策，還請賜高見。
森：鄙人現(xiàn)如閣下所見，乃弱冠之徒。豈有不負閣下厚望之才識。只是常想努力親見像閣下這樣的大家，通過接受大家的教誨不斷增長見識。今天有幸得此機會，使素志終于得以實現(xiàn)。
李：請不要如此謙虛。能否試著將亞洲的開化程度與歐洲做一比較？貴意如何？
森：敢陳鄙見。今天，公正之士在判定亞洲的現(xiàn)狀時都不會說其已達到相當開化的程度。假如說，亞洲達到了三分之上，則歐洲應不在七分之下。
李：這是極其公平的比較。振興我清國的良策如何?愿洗耳恭聽高見。
森：問題重大，實不敢當。何況剛來此一大國，尚不清楚其國內(nèi)形勢。不過，要振興如此大國，首先必須要有與推進此等大事業(yè)相匹配的一大勢力。這或許是穩(wěn)當之論。但是，如果貴國現(xiàn)在不能進而涌現(xiàn)出三十個李鴻章，此事難成。
李：（微笑）何故？弊國現(xiàn)在有一百個李鴻章。
森：或許是這樣?？墒?，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長官乃至總理衙門大臣那樣的官職，又能如何？愚見認為，現(xiàn)今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那批少年，成年之后，應該按照當初設(shè)想攫升為高官，讓其掌握像閣下今天所擁有的權(quán)力。
李：誠如貴言。派出那些少年實際上與鄙人努力有關(guān)。是故對他們的將來期望甚深。閣下是在歐洲接受的教育，想請閣下介紹一下所習得的學術(shù)科目。
森：因游學時間不長，故沒有修得任何學術(shù)正果。此如閣下現(xiàn)在所親見，乃投身公務之原因。
李：敢問貴庚？
森：已近三十。
李：此妙齡竟有此奇才！賤庚幾近倍于貴庚，已經(jīng)兩鬢點秋霜。
從這段記錄中不難看出，李鴻章與森有禮兩人都是“抬轎子”的高手，在會談過程中不時地相互恭維。會談開始后不久，李鴻章便頻頻“發(fā)球”測試森有禮的功底，森有禮則盡可能地以四兩撥千斤。值得留意的是，森有禮認為亞洲的文明程度大幅度落后于歐洲，李鴻章對此深表贊同，并迫切希望能夠盡快找到追趕西方的良策。而且，李鴻章當時對1872年開始派出的留美幼童明顯寄予厚望，認為的確應該像森有禮提議的那樣將來重用留美幼童?？上н@批留美幼童大都沒有完成學業(yè)就因遭到保守派的非議而被撤回國[23]。
森有禮結(jié)束三年的日本駐美代理公使任期從美國返回日本后，不僅大力宣傳啟蒙思想，而且還擔任了啟蒙組織“明六社”的創(chuàng)始會長。這樣的一個西化派先鋒說亞洲的文明程度若在三分之上，歐洲的文明程度則不在七分之下，應該是指歐洲的文明已全面超越亞洲，只是尚未達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因此亞洲需要奮起直追。但李鴻章很有可能將其理解為，盡管歐洲文明在很多方面要比亞洲先進，但在某些方面亞洲文明并不比歐洲落后，因此各自都需要取長補短。按照這種理解，李鴻章當然會贊同森有禮提出的亞洲文明三分說和歐洲文明七分說。
如果亞洲文明不是只發(fā)育到三分程度，而是有三分可取，那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就不應妄自菲薄，就沒有理由全盤西化，正確的態(tài)度就應該是取長補短。問題是西方長在哪里？中國短在哪里？在李鴻章看來，西方的長處主要表現(xiàn)在器物層面，中國的長處主要表現(xiàn)在文化，乃至制度層面。這從接下來的對話中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其實，只要進一步追問下去，西方的器物為何優(yōu)于中國，難道不是因為其制度和文化有其合理性嗎？中國的器物為何不如西方？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和文化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如果當時就這些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那么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會遇到很多挑戰(zhàn)。遺憾的是，1876年1月24日李鴻章和森有禮并沒有深入討論這些問題。
短暫寒暄過后，李鴻章和森有禮便開始切入正題，就江華島事件展開了激烈的交鋒，雙方在事涉本國利益問題上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這段有關(guān)朝鮮是不是中國屬國、該不該與日本簽約的精彩對話《李文忠公全集》中已經(jīng)收錄，盡管其與日文記錄也有不盡相同之處，但囿于篇幅，只能留待日后再另行著文分析討論。
三、就“易服”利弊的辯論
1876年1月24日下午談完朝鮮問題之后，李鴻章與森有禮1月25日上午還就易服、舉債等問題展開了討論。這次對話的中文版記錄迄今尚未找到，雖然已有學者根據(jù)日方資料對其進行了譯介，或許是資料來源不同之故，所譯介的內(nèi)容與《森先生傳》第九章中記載的對話內(nèi)容多有出入，因此接下來將基于《森先生傳》第九章中的記載對“第二回會見”的對話內(nèi)容進行全面譯介與些許討論。
讓我們先看一下“第二回會見”時李鴻章與森有禮就易服利弊展開的辯論[24]。
李：貴國近來所舉行之事幾乎無一不應表示贊賞，而唯獨對貴國改變舊有服制、模仿歐洲習俗一事不以為然。
森：其原因非常簡單，僅需稍作解釋。我國舊有服制，閣下應已見過，寬松爽快，極為適合無事安逸度日之人，但完全不適合忙碌勤勞之人。所以，其雖能適應過去的事態(tài)，但時至今日，已覺得其甚為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制，我國從中獲益不菲。
李：衣服制度，乃人們追懷祖先遺愿的一種體現(xiàn)。作為子孫，應該對其表示尊重，并讓其萬世傳承才對。
森：如果我國祖先今日尚存，在這一件事上其所作所為，也定會與我們無異。這一點毋容置疑。距今大約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見貴國的服式有優(yōu)于我國之處，立即予以采用。無論何事，只要別國有長處，就學習模仿。這應該說是我國的優(yōu)良風習。
李：貴國祖先采用我國服式乃極為賢明之舉。蓋我國的衣服，紡織非常方便，而且完全可以使用貴國出產(chǎn)的原料制作。現(xiàn)在，像仿制歐式衣服，非得投入大量經(jīng)費不可。
森：雖然如此，但在我們看來，貴國的衣服，若論精致與便利，似乎還不及歐式衣服之半。發(fā)辮長垂、鞋履粗大，幾乎不適合我國人民。此外，貴國的其他物品也被認為不太適合我們。然而，歐式衣服不是這樣。即便對經(jīng)濟原理不甚熟悉的人會認為制作歐式衣服費錢費事，但也會承認這一點。如閣下所知，勤勞是富貴之本，怠慢乃貧窮之源。我國舊有服式雖寬松爽快卻不輕便，如前所述，它適合怠慢，不適合勤勞。然而，我國不喜歡怠慢與貧窮，很想通過勤勞致富，因此決意破舊立新?，F(xiàn)在的花費，可期將來有無盡的回報。
李：雖然如此，但閣下對貴國舍棄舊有服制，模仿歐洲風俗，將貴國獨立的精神委諸歐洲的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
森：不僅絲毫不感到可恥，而且我們反而以此變革為驕傲。此變革絕非外部強加給我們的，完全是根據(jù)我國自己的喜好作出的決定。特別是，我國自古以來，不論是亞洲、美洲，還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其有長處，就總會想著將其拿過來為我國所用。
李：我國決不會實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諸如武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等，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長之處，才不得不從國外引進。
森：大凡將來之事，誰能預先確定其好壞？貴國四百年前應該不會有人喜歡現(xiàn)在這種服制。
李：這只是我國內(nèi)部變革，絕對沒有采用歐洲習俗。
森：盡管如此，變革總是變革，尤其是，貴國的此項變革出自于強迫，貴國人民并非對此沒有忌嫌。
李：此乃依賴我等勤皇篤志之結(jié)果。請問亞洲與歐洲的交際將會演變至什么樣的狀況？閣下如何看待此事？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李鴻章和森有禮對易服問題的認識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差異。
一、對服裝功能的認識不一致。在森有禮看來，服裝無疑具有保護功能和裝飾功能，但關(guān)鍵是要適用，如果服裝不能很好地適應人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就應該對其進行變革。但在李鴻章看來，服裝還是緬懷祖先的道具，著裝體現(xiàn)了對祖先的追思與紀念。
二、對服裝性價比的看法不同。李鴻章認為，如果服裝制作簡單，所使用的原料也都能自給自足，那么這種服裝就值得提倡。但森有禮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不僅要看投入，還要看產(chǎn)出，亦即服裝價格高低并不重要，關(guān)鍵要看它是不是很實用，能否帶來更多的利益。
三、對服制變革的意蘊理解有別。既然森有禮認為，服裝重在實用，性價比要高，那么不符合這些條件的服裝，在他看來，就應予以變革。變革服制并不等于冒犯祖先。由于李鴻章并沒有將服裝的實用性納入考量，而且對性價比的認識模糊，因此他基于尊祖、盡孝的立場反對變革服制，尤其是模仿他國變革服制也就不難理解。
李鴻章在與森有禮論辯服制變革問題時處于下風，主要是由于其思想中存在諸多矛盾所致。
首先，李鴻章反對服制變革的立場經(jīng)受不住森有禮基于社會進步史觀提出的詰難，尤其是當森有禮拋出清初易服問題之后，李鴻章就只能往后退。不同社會，不同時代對服裝的要求不同，因此后人沒有必要墨守成規(guī)、固步自封，更沒有必要削足適履。在啟蒙主義已經(jīng)傳入東方的當時，森有禮的這一立場更容易獲得認同。何況中國的歷史上，并非沒有進行過服制變革。清兵入關(guān)之初，曾強制漢人剃發(fā)留辮，穿著滿式服裝，此舉雖然遭到了很多漢人的抵制，但成功地改變了漢人的著裝習慣。作為清政府的高官，李鴻章不能不為這次易服辯護。當他為這次易服辯護時，也就意味著他已放棄全面反對變革服制的立場。
其次，當李鴻章的立場退讓到可以變革服制，只是不能模仿他國的服制時，他又面臨著從國外引進武器、鐵路、電信等器物如何解釋的難題。李鴻章認為，清初易服只是國內(nèi)的一種變革，并沒有模仿歐洲的風俗，因此它沒有傷害中國的獨立性。但是，明治維新后，日本人舍棄傳統(tǒng)服裝，改著西式服裝就和清初的易服性質(zhì)不同了。在李鴻章看來，這是將“獨立的精神委諸歐洲的支配”的典型表現(xiàn)形式。但在森有禮看來，盡管這次服制變革存在模仿歐洲風俗問題，但它是由日本主動推進的，不是由別國強加給日本的，因此這次變革并沒有傷害日本的獨立性。顯然，如果同意李鴻章的看法，認為日本這種主動學習模仿其他國家的行為應視作為國家喪失獨立性的表現(xiàn)，那么中國從國外引進武器、鐵路、電信等器物也就喪失了正當性。這又恰恰是洋務派首領(lǐng)李鴻章不能認同的。
再次，當李鴻章認為主動從國外引進武器、鐵路、電信等器物不成為問題，只是不能學習模仿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與風俗文化時，那么他又面臨著怎樣才能將形而下與形而上切割開來的問題。在森有禮看來，只要別國有長處，就應該學習模仿。不僅器物層面的長處應該學，而且制度、文化層面的長處也要學。李鴻章當然無法接受這種觀點。這樣一來，如果人們追問李鴻章，是不是打算長期從西方購買蘋果，不打算從西方引進蘋果樹時，李鴻章將很難回答。如果李鴻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人們還可以接著問，將從西方引進的蘋果樹栽在中國特有的土壤中，是不是能夠結(jié)出像西方那樣的蘋果？如果回答仍然是否定的，那么接下來就不得不直面如何改造中國的土壤環(huán)境與大氣環(huán)境問題。從這個類比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器物與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guān)性。無視這種相關(guān)性，主張中體西用，同樣很難走出困境。
四、相互攻堅
由于在討論服制變革問題過程中，李鴻章顯得非常被動。更重要的是，森有禮提到了清初的易服問題，那是一場漢人極不情愿接受但又不得不屈從的悲劇，這無疑刺痛了李鴻章，故李鴻章急忙將話題岔開，開始和森有禮討論歐洲發(fā)展趨勢、尊重女性、舉借外債等問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回會見”的最后一段對話內(nèi)容[25]。
森：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看到，此問題的意旨關(guān)乎各國人民、各種宗教為了各自的權(quán)威而相互爭斗，以及世界兩大洲又為了各自的文明富強而相互競爭。鄙人雖也是亞洲人，但依鄙人之見，亞洲要獲得可與歐洲互相角力之勢，不能不說還需要長達數(shù)百年的時間。就表象而言，今日亞洲人民庸俗、下賤、野蠻，與禽獸相距不遠。
李：為何會這樣？
森：本來，應尊重婦女乃天定之理。換言之，婦女乃人之母，一家一國之母。然而，無論在亞洲何地，其婦女皆受鄙視，待之幾乎與對待獸類無異，毫無人道。鄙人之亞洲人民下賤論并非沒有道理。無須贅言，閣下應該了解此理。
李：此論甚為奇異！請問閣下是基督徒嗎？
森：鄙人并不信奉基督教、佛教、回教或者其他冠有宗教之名的任何一種宗教，現(xiàn)為如此這般世俗之徒，平素僅以守正道、不害人作為修身目標。不過，我心自迷我心，行之甚難。
李：閣下的大才實在令人驚訝！即使是孔夫子也會想恭聽如此高論。以閣下這樣的大才，為何不能使貴國不再有外征等淺慮之輕舉呢？況且，貴國今日財政非常困難，局勢落到需要向歐洲舉債的地步。
森：真正有思考的人中，不會有不預先謀劃就草率興業(yè)的。
李：那是當然?？墒牵B如今這般龐大的經(jīng)費都不顧忌，持續(xù)增加外債，不至于招致最終滅亡？
森：負債一事，只要方法得當，無須多慮?，F(xiàn)在，像我國向歐洲舉債這件事，可以帶來很多能夠見得到的實際利益。
李：何以如此？負債絕非好事。
森：以前我國沒有外債時，人民不懂理財方法，也不關(guān)心國家的形勢。今天，由于國家有小額外債，人民開始高度關(guān)注此事，一邊理解理財方法，一邊討論其妥當與否。特別是，當認識到在理財這件事上舉手之間就有可能失去良機時，便開始喋喋不休地辯論這一問題，并開始舉債興辦各種工業(yè)，試圖以其利潤來償還外債。而且今日，已可見其實際效果甚大。既然如此，就可以說，這些負債改善了我國的財政狀況。
李：貴國舉借債務和改革服制成為使貴國人民獲得幸福之因，實屬可喜之事。但是，倘若負債日益增加，貴國的獨立就會日益受到束縛。因此，為了貴國，期待貴國今后不要謀求向歐洲舉借更多的債務。
森：閣下情意切切，不勝感謝。伏望閣下將來能有機會光臨日本。如果來訪，閣下的在日好友以及我國人民都會欣然表示歡迎。
李：鴻謝！若有機會，定將往游。
盡管森有禮在會談時提出的亞洲文明至少要花費數(shù)百年才能趕上歐洲之說后來被證明基本符合歷史事實，但在李鴻章看來，這無非是故作聳人聽聞之語，不足為信。為了說服李鴻章，森有禮以亞洲社會普遍歧視女性為例進一步闡釋了亞洲社會缺乏理性精神問題。
在森有禮看來，從小處講，女性乃人之母；往大處講，女性乃一家、一國之母。沒有母親，就沒有我們自己，也不會有這個社會。因此，人理應尊重自己的母親，也希望別人尊重自己的母親。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僅要尊重自己的母親，還應尊重別人的母親，乃至全體女性。只知道要尊重自己的母親，不知道也應尊重別人的母親，甚至歧視社會中的女性，那和沒有理性的禽獸沒有什么兩樣。森有禮的這套說詞相當刺耳，令以禮儀之邦自居的每一位中國人都感到汗顏。李鴻章當然也不會例外。
而李鴻章卻抓住此點指出：既然男女平等，不應歧視女性，那日本為何要對外征伐，欺辱朝鮮呢？國家是由人組成的集合體，正如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一樣，國家不論大小都是平等的，因此理應相互尊重，不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李鴻章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按照森有禮推崇的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邏輯，指出日本在處理國家關(guān)系時的矛盾做法，一下子就將森有禮駁得啞口無言。
當時，日本在亞洲雖然算是一個強國，但和歐洲列強相比，仍然處于守勢，因此在面對歐洲列強時不能不高喊國家平等。可是一旦遇上亞洲弱國，日本便將國家平等原則拋到一邊，甚至不惜兵戎相見、入侵江華島。為了給侵略亞洲鄰國尋找理論依據(jù)，福澤諭吉（1835—1901）甚至公然提出日本須以文武之力脅迫亞洲鄰國走向文明開化的論調(diào)[26]。福澤在1881年執(zhí)筆的《時事小言》中寫道：
現(xiàn)今，西洋諸國以威勢逼迫東洋之狀況，與火勢蔓延無異。然而，東洋諸國，特別是支那、朝鮮等日本近鄰反應遲鈍，無法阻擋其勢，這和木造板屋不耐火的道理相同。是故，我日本以武力支援他們，并非只是為了他們，須知也是為了自己。必須以武保護之，以文誘導之，使之迅速模仿我例，加入近代文明。抑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以力脅迫其進步。[27]
明治政府在處理國際關(guān)系時明顯采用了雙重標準。這種做法當然也獲得了其外交官森有禮的大力支持。因此，當李鴻章指出，主張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與入侵他國、脅迫鄰國在邏輯上不自洽時，森有禮當然會非常尷尬。因此，在李鴻章提及日本舉債問題后，森有禮馬上轉(zhuǎn)移話題，開始大談舉債的益處。而李鴻章對此明顯缺乏深入的思考。
在李鴻章看來，舉債絕非好事，如果政府大量舉借外債，不僅會受制于人，累及國家的獨立性，甚至有可能會導致國家的滅亡。很明顯，李鴻章當時仍未擺脫小農(nóng)經(jīng)濟觀念的影響，仍以既無外債、也無內(nèi)債為國家經(jīng)濟運行的理想目標。實際上，負債并不意味著國家的經(jīng)濟運行狀況一定糟，不負債就意味著國家的經(jīng)濟運行狀況一定好。關(guān)鍵不在于是否舉債，而在于如何運用資本快速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
森有禮則認為，國家適度舉債利大于弊。首先，國家有了債務之后，民眾會對國家的理財方法表示出更多的關(guān)注；其次，國家有了債務之后，民眾會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如內(nèi)部利益的調(diào)整和對外關(guān)系的維系等表示出更多的關(guān)注；再次，舉債所獲得的資金用于殖產(chǎn)興業(yè)之后，可以促進國內(nèi)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增加政府的稅收。
總之，舉債有助于加深民眾對理財方法的理解，促進民眾對國家事務的關(guān)注，推動國內(nèi)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而且，盡管明治政府舉債的數(shù)量不大，時間也不長，但是成效非常明顯。因此，就日本而言，舉債并非壞事。
森有禮基于國民國家理念和市場經(jīng)濟理論為日本舉借外債所做的辯護顯然不是長期生活在封建國度中的李鴻章所能理解的。所以，在舉債這個問題上，森有禮和李鴻章只能各唱各調(diào)。即便如此，李鴻章還是真誠地建議日本不要大量舉借外債，以免受制于人。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當時，李鴻章并沒有意識到日本有可能會超越中國，成為清政府的最大麻煩制造者。
五、李鴻章的局限
美國學者福爾索姆曾評價道：“李鴻章可以名副其實地被稱作是幕府制度最偉大的產(chǎn)兒、幕府制度最熟練的運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個偉大的實踐者?！?[28]“李鴻章在幕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國內(nèi)外能夠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知識的人，使他能夠利用這些知識來實施他自命的拯救中國的任務”[29]。據(jù)其估算，前后進入李鴻章幕府的大約有數(shù)百人。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這些人，要么是李鴻章的部下、門生，要么是李鴻章的朋友、客人[30]。盡管在李鴻章的周圍簇擁著不少具有新思想、知曉洋務與外交的優(yōu)秀人才,而且這些人都愿意盡其所能為李鴻章提供智力支撐，但是從上述對話中我們看到，李鴻章當時對西方社會的了解仍顯得非常有限，對東亞局勢的判斷和對中國文明的理解也都不夠到位。這固然與其出身舊式科舉、知識嚴重老化有關(guān)，但也與其幕僚、策士等囿于體制不能很好地發(fā)揮外腦作用有著很大的關(guān)聯(lián)。
在禮教盛行的集權(quán)社會中，子不言父過，徒不言師拙，愚不諫賢，下不言上被認為是必須遵守的倫理規(guī)范。在這種部下和門生普遍不敢坦言相陳、直言相告、實言相勸的情況下，無論這些部下和門生有多么的優(yōu)秀，李鴻章也很難聽到他們的質(zhì)疑之言，從他們的身上學到更多的有用新知。至于朋友和客人，既沒有必要冒著風險為其出謀劃策，也沒有必要惹其不悅及時糾正其認識錯誤。倘若聚集在自己身邊的人終日只會阿諛逢迎，既不愿意發(fā)表與自己的意見相左的看法，也不愿意談論自己不甚熟悉的學問，那么李鴻章縱使擁有過人的天賦和龐大的幕府，也很難集思廣益，產(chǎn)生新穎的思想，做出高明的決策。
要而言之，李鴻章與森有禮論爭時無法占據(jù)明顯優(yōu)勢，既有個人層面的原因，也有體制上的原因。體制上的原因主要是無法破除人身依附關(guān)系，未能建立獨立的智庫，以致在直隸總督府難以形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氛圍。
原文刊載于《安徽史學》2017年第1期，《知識分子》獲授權(quán)刊載，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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