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與猜忌，美國首位華人校長的灰暗記憶
第七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圖片來源：berkeley.edu。John Blaustein拍攝
在海外的華人，多少都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經(jīng)歷。這些經(jīng)歷，屬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因為沒有留下資料，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少數(shù)的華人精英，通過媒體或者回憶，偶有提及。作為第一位在美國著名大學擔任校長的田長霖，無疑是杰出華人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在他成就事業(yè)的美國，也無法幸免，被歧視，被不公正地對待。有時，恰因為他的聲名卓著，引來更大的麻煩——美情報部門對他的累積的材料達400多頁。
在1997－1999年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其作的口述史采訪中，他也提到了在美國所經(jīng)歷的種種不快，其中包括美國情報機構對他的騷擾和恐嚇。本文主要根據(jù)他的口述改寫而成，在原初似乎云談風輕的講述中，體味復雜的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暗藏的那份沉重。
撰文｜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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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戰(zhàn)斗機一時馬虎，田長霖的美國夢恐怕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1957年，從臺灣大學（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畢業(yè)后，得了獎學金的田長霖準備去路易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報道。
路易維爾大學位于美國中東部的肯塔基州。因為沒有直航，田長霖和16名同學，乘坐著一架DC-3飛機，經(jīng)日本沖繩、西太平洋的關島、阿拉斯加，最后落地西雅圖。飛機在經(jīng)過阿拉斯加的時候，由于氣溫低，結冰過厚幾乎墜機，降落除冰后才再飛。
那個時候，阿拉斯加還不是州，只是美國的領地。田長霖乘坐的飛機，飛行員連同機組人員也都是第一次飛美國大陸，都不知道要事先通知雷達或者地面的大陸航空司令部。結果，在他們飛入雷達區(qū)域后，沒有任何警告，一架美國空軍戰(zhàn)斗機跟了上來，準備迎頭痛擊。最后時刻，飛行員看清了所謂的 “敵機” 有飛虎隊的標記和國民政府的徽章，這才作罷。
當飛機飛抵西雅圖，下機的那刻，田長霖幾乎跪地親吻地面，內(nèi)心的無比激動夾雜著幾分忐忑。美國，那個他想象中的自由之地，充滿了機會，也充滿著坎坷和意想不到的挑戰(zhàn)。
感受種族隔離
在西雅圖機場，同學們各奔前程，大多數(shù)直接轉機，飛赴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田長霖囊中羞澀，只得坐灰狗巴士，來一趟72小時不停車的旅程。好在，年輕的田長霖倒也不覺得太無聊，還可以借機領略沿途的異國風光。
等車最終到達路易維爾車站時，眼前的景象讓人十分詫異——
無論是在餐桌、飲水處、衛(wèi)生間，眼見之處，黑人、白人 “涇渭分明”，黑人只有一些特定的聚集區(qū)域。
1956年，肯塔基在 Mason-Dixon 線之下，尚有吉姆 ? 克勞法（Jim Crow laws）。這一法律要求對非裔美國人施行種族隔離。
“總的來說，也還行。即使是在種族隔離的氣氛里面，南部的人實際上對外國人，對客人還是很熱情，很好的。甚至，他們對口中稱為黑鬼（Negroes）的黑人都不錯，只要這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們對黑人，就像對自己的狗。只要這些人安守本分，主仆之間還是有感情的，就像狗和主人的感情那樣。所以，我學到很多?！?田長霖回憶道。
初來乍到，作為窮學生，田長霖和同學三人合租了一間臥室；他從不去飯館吃，也不去學校食堂（因為太貴），經(jīng)常是走十個街區(qū)到黑人區(qū)，吃便宜的，比如 “靈魂料理”。獎學金每月75美元，除去租金15美元，洗衣、吃飯等日常支出25美元，剩下的20美元，他還得寄回臺灣的家里，償還借貸。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去市區(qū)的經(jīng)歷——他不清楚自己究竟該坐在哪里。公車的前排座椅是屬于白人的，黑人統(tǒng)統(tǒng)只能坐在后面，田長霖就試著站在司機旁邊。司機好心地說，站這里太危險了，你要不就坐前面吧。
“因為我是客人嘛?！?田長霖說，“不過，那次以后，我就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一整年我都沒有在坐公車，即使是去市區(qū)，部分是因為我不想再經(jīng)歷那樣的事，部分是因為我想省車票。最后，我就走一個小時到市區(qū)，辦完事，再走一個小時回來?！?/span>
中國佬
在路易維爾的12個月里，田長霖接觸到的教授們，絕大多數(shù)都好，但只要有一個壞，就足以讓你過得悲催。
田長霖曾擔任這位教授的助教，坐在同一間辦公室的角落里。這位教授年紀很大，來自南方，根本無法改變他那種充滿歧視的態(tài)度。兩人過得去的前提是，田長霖得承認自己是來自亞洲，天然低一等。
這位教授還經(jīng)常叫田長霖 “中國佬”（Chinaman）——他就一直這么叫，好像跟沒事一樣。
“我當時是助教，他就當著全班學生的面，有時候半開玩笑的說，這個中國佬，啥都不懂，傻子一樣。我是他的學生的助教，他就當著學生面這么說。我很難受，但又不知道怎么應對。我甚至都沒意識到，中國佬是個貶義詞，我還樂呵呵接受了?！?田長霖回憶道。
周圍的人不傻，向他解釋過Chinaman的含義后，田長霖明白了，但他還是很有顧慮——
如果他正面剛這位教授，可能會丟掉獎學金，如果沒有獎學金，那就得滾蛋回家。可如果任由這位教授，那忍受的滋味不好受。考慮到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還有等著來美國的未婚妻，田長霖兩天兩夜都睡不著覺。
“最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技術員，其他辦公室的秘書和助手，知道這事后都和我說，你該過去，和這位教授說，以后不要再叫你中國佬。我說，為啥，我從中國來，這詞正合適，或許他是喜歡我。他們說，不是，這詞十分的冒犯，這詞一點都不好?！?nbsp;田長霖說。
就這樣，在周圍人的勸說下，田長霖鼓足勇氣走了過去，“教授，以后請不要再叫我中國佬?！?/span>
“有什么不妥么？” 這位教授問，用那種南方人特有的腔調(diào)。
“我知道這不是個好詞，你應該叫我名字。”
“我這么叫你已經(jīng)兩個月了，不是很好么？” 這樣的反問很有意思。在南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是第二等，第三等人，他們就貌似對你還不錯，可一旦你要挑戰(zhàn)這種尊卑等級，他們的態(tài)度也會陡然改變。
“那今后我叫你啥？” 這位教授問。
“叫我C.L. 或者長霖，或者長，或者霖，或者田?！?/span>
“我怎么能記得住這么亂七八糟的奇怪名字。Ding-dong, ching-chong，我記不住這么奇怪的名字?！?/span>
“教授，如果你記不住，可以，但以后別叫我中國佬了?！?田長霖憤怒地說。他說完這話，轉身就走。
這次當面的 “溝通” 果然起了效果。接下來的十個月，這位教授倒也真的不再叫他中國佬了，只是也不叫他名字——他要維持他不會叫中文名字的立場。
而田長霖也保住了自己的尊嚴，沒有丟掉獎學金。他還和以前一樣和這位教授交往，但也要小心翼翼不要得罪他。當然，偶有犯錯的時候，還是會吃到苦頭。
就有這么一次讓田長霖記憶終身的慘痛經(jīng)歷。
當時，作為助教的田長霖正在上蒸汽渦輪實驗室。這位教授講完開場后說，“你要不上去，關下蒸汽閥門？” 田長霖順著梯子爬上去，關了閥門，就在下來的時候滑了一下，手不自主地摸了一下旁邊的管子。那根管子是高溫蒸氣管，田長霖的皮膚立即就燙傷了。
“我下來，已經(jīng)流血了，我不能說，我知道如果我說了，他肯定會當著全班的面說，你個笨蛋，啥都不知道，怎么能摸那個管子呢？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又流汗、又顫抖，還留著血。我把手放進兜里，等著他趕緊結束這次課?！?田長霖回憶道。
通常，教授講完走后，田長霖還要留著，看學生進行實驗操作。這次不一樣，等這位教授走后，田長霖就立即和學生說，“我得離開五到十分鐘，干點要緊的事。” 此時，他已經(jīng)虛脫，渾身出汗，趕緊跑去診所做包扎。
“那晚，我真的是哭了，這真是太難了……這些經(jīng)歷讓你變的強大。我覺得有時候你必須得有耐心，即使是有極大的苦痛，也要忍。我覺得，你要經(jīng)常去想，最好的處理的方式是怎樣的；我得考慮周全，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田長霖說。
在路易維爾呆了一年，拿到碩士學位后，他就離開了那里。
他的下一站是名氣更大的普林斯頓，兩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學位。接著，他加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機械工程系；三年后，也就是1962年，年僅26歲的他，盡管操著濃重的中國口音，獲得了該校的杰出教課獎。此后，他的職業(yè)生涯順風順水，兩年后，升任終身副教授，年僅29歲。
政治態(tài)度的變化
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除了教學和科研，田長霖幾乎不參與學校和系里的活動，連華人社區(qū)的活動也不參與。如今職業(yè)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趕上言論自由運動風卷校園，他對社會、政治發(fā)生了興趣，與此同時，他的政治態(tài)度也有了變化。
起初，用田長霖自己的話說，他是非常反共產(chǎn)主義的。他說，他家本身是共產(chǎn)主義革命運動的犧牲品，像難民一樣被趕到了臺灣。即使是去了美國，在很長的時間里，無論是在路易維爾、普林斯頓還是伯克利早期，田長霖對共產(chǎn)主義都是勢不兩立——
“任何有關共產(chǎn)主義的，我都是絕對反對，” 他說，“也因為這個，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場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國的說法，我是極右翼。因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實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戰(zhàn)爭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戰(zhàn)，支持美國軍隊，支持總統(tǒng) Lyndon Johnson 說的戰(zhàn)爭和其他事情。曾經(jīng)，我一直是極右翼。”
不過，當成為一名學者，開始閱讀《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等報刊，他的政治立場逐漸發(fā)生了改變。在獲得終身教職時，他一方面支持言論自由，也支持對越用兵；在四年后成為正教授時，他卻變成了反越戰(zhàn)，甚至是極其反對。
當時，在伯克利的校園里，有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教授參與政府項目，尤其是和軍事有關的項目，抗議教授得到空軍、海軍或者國防部的支持?？烧彩謴妱?，宣稱如果不拿國防部的錢，那也別拿美國國家衛(wèi)生院、美國國家基金會或者任何政府部門的錢。這讓很多教授左右為難。好在田長霖不拿國防有關的錢也活得可以。
同時發(fā)生改變的，還有他對大陸和臺灣關系的看法。
田長霖的長子、曾擔任香港大學工程系主任的 Norman C. Tien 在2002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他到了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論自由運動和越戰(zhàn)。這種氣氛讓人質(zhì)疑傳統(tǒng)思維，鼓勵不同意見。我記得父親說過，在他剛到美國時，對大陸和臺灣關系是固持己見的。他說，那個時候，如果有誰說臺灣國民黨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會予以回擊。不過，隨著時日漸長，他對大陸和臺灣事務的觀點變得開闊，和海峽兩岸都走的很近。這種認識部分源自他泡在東亞研究圖書館，每天讀中國大陸的報紙、雜志。他告訴我，只有讀全了報紙，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個層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斷。這些年月讓他成為一個更開闊、更寬容的具有全球視野的人……”
政治態(tài)度的改變，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同情，為他之后遭受情報部門調(diào)查埋下了伏筆。
被情報部門盯上
田長霖受到美情報部門監(jiān)視，始自1973年之后的多次中國之行。
1973年6月，他和幾位華人教授一起訪問了大陸一個月。他是在1949年14歲隨父母到了臺灣，在臺灣讀完中學、大學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來首次回訪故土。
在解密的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423頁的材料中，中國之行標記的代號是105，意思是屬于反間諜一類。事實上，除了在他職業(yè)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105。田長霖基本上被情報機構當作間諜在調(diào)查。
情報部門搜集各種資料和人證，力圖證明田長霖參與了中國的統(tǒng)戰(zhàn)（the Movement for China Unification）；田長霖是 “非常傾向于中國共產(chǎn)主義” 等等。
在檔案中，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曾摘要出他們關注田長霖的理由（XX為檔案中刪除的部分）——
1
1973年6月，田長霖曾聯(lián)系XX組隊訪問中國大陸，田是團長。從1973年6月18日到7月17日，田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曾去中國旅行，XX1973年7月，曾和XX談話，這人是田的老朋友，他們也和中國國內(nèi)的其他共同的好友交談。
2
1973年8月，XX。
3
1973年9月，XX。他告訴XX他將在1974年1月主持美國航空航天學會的一個會議。他告訴XX，不會有臺灣的代表參加，他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派代表來參會。他告訴XX，這個會將視中國的情況做些調(diào)整。XX告訴他，有關細節(jié)已經(jīng)送到北京。
4
1974年2月，XX。XX報告，在1973年3月至8月間，XX曾通過電話聯(lián)系田，此人是在加州Palo Alto的Tiao Yu Tai活動分子。
5
1974年7月，XX。田在1974年8月26日至8月9日再次攜妻子訪問中國。1974年10月1日，田在三藩市Portsmouth廣場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日）慶祝會上發(fā)言，很是贊揚中國已經(jīng)取得的成就。
6
1974年11月，田在伯克利國際廳（the International House）講話，提到他的中國之行。
7
1974年12月，田長霖參加接待中國訪問代表團XX的晚宴。
8
1975年1月23日，田也參與了XX頭目的晚宴，出席的人有XX。
9
從在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三藩市分部的檔案看，田夫人沒有什么挑刺或輕蔑的信息。她確實和丈夫兩次去中國。
10
田一般認為是對中國持同情的。
11
伯克利警察局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警察局的檔案顯示，田未曾被捕，也沒有顯示他有暴力傾向。
12
設計對田長霖的采訪希望能讓他說出對美國和對中國的態(tài)度，并告訴他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在美國的XX。
在秘密監(jiān)控幾年后，情報部門決定親自審問田長霖，力圖證明他是 “中國科學家項目” 的一部分。
1974年，在田長霖已經(jīng)是系主任后，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伯克利辦公室的首席情報官親自到他辦公室找他談話——
“你要當心了，不要作那些支持中國，支持越南，反戰(zhàn)之類的事情?！?/span>
“為什么？我是系主任，我是美國公民?！?田長霖反問道。
“伯克利辦公室里面是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探員最集中的地方，因為這兒的學生鬧事，以及其它的事情。就學生鬧事，比美國其它地方多。我是從香港調(diào)過來加入伯克利辦公室，專門盯著中國學生和中國教授?！?/span>
“我們中國教授沒幾個人，干嘛這樣？”
“我熟悉中國文化，我能說中文，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抱團，經(jīng)常聚在一起，有時還是秘密聚集，就像地下社團?！?/span>
“你從哪來，你祖上是哪？” 聽了這話，田長霖非常生氣地反問道。
得知這位探員是愛爾蘭二代或者三代，田長霖繼續(xù)說，“愛爾蘭人，我知道你們也抱團，你們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問題?！?/span>
這位探員馬上道歉說，“我犯了個錯，所有的少數(shù)族裔…”
“你趕緊離開我辦公室，再不要來。你愿意把我放到你們材料里面，隨便。我是美國公民，我有基本的權利。我沒做錯什么，但你不要再來恐嚇我，胡扯這些東西?！?/span>
從解密的文件看，在這次談話中，田長霖提到，自己來自臺灣，從臺灣大學畢業(yè)，起初是很強烈地反對共產(chǎn)主義；但他開始覺得中共政府已經(jīng)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在動員一些有益于社會的政策方面很有效，并舉可以得到醫(yī)療救治為例；當然，他也不會提倡共產(chǎn)主義的體系有益于美國或其他地方；作為華人，他覺得不管中國施行什么體系，都應該努力實現(xiàn)社會公平，克服那些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難題。
不過，即使遭到田長霖的怒斥，美國情報部門還是騷擾了他好幾次。中間一段時間，情報部門似乎對他失去了興趣，但從檔案看，對他的調(diào)查直到1998年才完結。
1996年12月，就在田長霖即將卸任伯克利校長前幾個月，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曾有意委任田長霖為能源部長。但最后時刻，白宮告訴他，他從候選人名單上拿掉了。當時，一起突發(fā)的捐助丑聞激起全國性的恐慌，有人害怕中國曾干預美國選舉。田的委任立即就變得不可能。他再次成為敏感的中美關系的波及者。
難以擺脫的刻板印象
有意思的是，在1998年的背景調(diào)查中，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訪問了 “八個人，包括現(xiàn)在以及之前的導師和同事，現(xiàn)在的鄰居，相關人士，學會的人，相識的人。他們對田的人品、職業(yè)、聲譽、忠誠都提供了好的評論。”
確實如此，在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檔案中，不乏這些受訪者對田長霖的贊揚——
“田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人之一。” “田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偉大的領導?！薄八械慕虇T都極為尊敬田校長，尤其是在伯克利很困難的時候，當時國家的支持削減，他依然能夠維持伯克利高的學術水準。”
然而，盡管田長霖深受學生和教員的敬重，作為華人，他還是會時不時遭到冒犯——這種冒犯并非有意針對他個人，而是緣于美國社會更深層次的對亞洲人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這種冒犯甚至就發(fā)生在日常的聊天喝茶中。
田長霖回憶道：“馬丁·路德金被殺死的時候，我哭了。我深受觸動，因為我曾在路易維爾，見到過吉姆·克勞隔離法案。但當我們休息喝咖啡的時候，學校有的教授就直接說，天，他真是活該。在很多人的腦海中，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反歧視運動是共產(chǎn)主義的陰謀，要不就是和越共有關。當時的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探員 J. Edgar Hoover 就試圖將馬丁·路德金貼上共產(chǎn)主義的標簽。”
還有一次，一位教授從澳洲休假回來，在聊天中，對澳洲贊不絕口，田長霖說，自己并不喜歡澳洲，因為有白澳政策。這位教授聽了說，“你這么說不對，如果讓亞洲人去了，整個地方就毀了，他們來了就是制作麻煩，整個地方就完蛋了。” 田長霖提醒他，“難道你忘了我是亞洲人了么，我是華人，你不能這么說。”
“他道歉說，對不起，我沒有意識到……我從不把你看做亞洲人，你是我很近的朋友，很近的同事。我抱歉說這些話。這就顯示出，這種偏見的觀點有多么根深蒂固。這種事經(jīng)常發(fā)生?！?田長霖說。
即使后來成為了系主任，副校長，這種遭遇也一直存在。田長霖曾和一位英國人同行爭論一件事，結果這位教授說，“天吶，你可不像平常的亞洲人。亞洲人都是很安靜，從不爭辯，你說什么就是什么，他們都是逆來順受。”
“我不一樣，我比較活潑，喜歡爭辯，很堅定自信，結果他就看著我說，不，我是在夸你。從一個充滿偏見和刻板印象的觀點出發(fā)來夸獎我。這種事經(jīng)常發(fā)生。另一方面，這也讓我覺得，我得堅持自己，我嘗試糾正，改變一些事情。但我也漸漸相對地明白，我也不那么責怪這些人了，因為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的癥狀，不是哪個個人?！?田長霖回憶道。
1997年，田長霖正式卸任校長。1999年，他被克林頓委任為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成員。2001年，經(jīng)診斷為腦癌，中風，卸去一切責任。2002年，田長霖在加州紅木城去世，連同這些灰暗的記憶。
制版編輯 | 盧卡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