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文多是“白富美”， 學理多是“鳳凰男”？| 繆斯夫人
圖片來自：www.simpletense.com
撰文 | 田 冰 許多多
責編 | 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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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白富美和鳳凰男，我們大概很容易聯(lián)想到一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一個叫薛平貴的窮困少年與唐朝相國千金王寶釧相戀結婚，沒想到新婚不久便被派往西涼征戰(zhàn)，陰差陽錯之下被西涼公主看上招為駙馬，甚至當上了西涼國的皇帝。雖然最終平貴良心發(fā)現(xiàn)連闖三關回中原接回了發(fā)妻，但可憐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僅僅當了十八天的皇后便死去。雖說是虛構的戲文，但也透露出大家往往并不看好家庭背景相差懸殊的白富美和鳳凰男之間的結合。然而現(xiàn)實中，在大學這樣一個天然的大型 “相親角”里，白富美和鳳凰男卻總是不期而遇。 這次我們不聊男婚女嫁，而是聊一聊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為什么當今大學校園里，學文科的大多是“白富美”， 而學理科的很多是“鳳凰男”？與上一期一樣，我們依然會用到“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BCSPS）”所提供的豐富數(shù)據(jù)進行論證（詳情可點擊超鏈接查看本期開篇數(shù)據(jù)介紹）。
女性更多的受益于高等教育擴張
首先，拋開家庭背景不說，上大學的女生確實比以前更多了，這無疑改變了大學里的男女性別比。雖然歷史上男性在高等教育獲得上曾長期占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一男多女少的情況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出現(xiàn)了縮小甚至逆轉的趨勢。DiPrete and Buchmann (2013) 在《女性的崛起》(The Rise of Women）一書中就指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女性獲得本科以上文憑的比例就已經(jīng)超過了男性。許多關于中國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文獻 (Wu, 2010) 也同樣表明，隨著教育機會的持續(xù)擴展以及性別平等觀念的不斷深入，受教育水平的性別差異不斷減小。特別是1999年以來高等教育的擴招，使得教育機會的性別平等化得以擴展到高等教育層次。圖1展示了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人數(shù)及其比例的變化趨勢（數(shù)據(jù)來源于歷年教育統(tǒng)計年鑒）：在擴招前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維持在20%左右，而自1999年后高等教育中女性人數(shù)與女性比例快速增長，至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比例甚至開始超過男性。女性更多受益于高等教育擴張的事實，也改變了婚姻市場上的婚姻匹配模式。因為受過高等教育女性增加，意味著傳統(tǒng)的男性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婚配情況相對減少，而男女均為高學歷的婚配情況將變得更加普遍 (Hu & Qian, 2016)。
圖一 歷年高等教育中女性人數(shù)與女性比例
高校里“男理女文”的專業(yè)性別隔離
然而，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學率等指標并不能反映教育獲得的全貌，教育系統(tǒng)內部存在著橫向的分層。所謂橫向分層是指與受教育年限、最高受教育水平等縱向的教育分層相對的，教育質量與內容上的差別，如精英學校與普通學校的分層、專業(yè)間的分層等 (Gerber & Cheung, 2008)。對于教育的性別不平等而言，一個很重要的橫向教育分層指標便是性別間專業(yè)獲得的差別：在高等教育內部男性與女性的專業(yè)獲得情況顯著不同；而性別間專業(yè)分布的不同加劇而非消減了性別間的不平等，因為男性往往集中在收入更高的理工科／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shù)學) 專業(yè) (Charles & Bradley, 2002)。
相關文獻將性別間專業(yè)獲得的差異稱為專業(yè)的性別隔離。使用BSCPS的抽樣框數(shù)據(jù)（即北京市教委提供的北京高校2005-2008級本科生注冊數(shù)據(jù)），可以得到當前專業(yè)隔離現(xiàn)狀的描述性統(tǒng)計。基于專業(yè)細類（94類，參照2012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yè)目錄》）劃分得到的專業(yè)性別隔離的鄧肯隔離指數(shù)為34.84，即34.84%的女性需要改變專業(yè)才能使男性與女性間專業(yè)分布相同。表1結果顯示，一半以上的男性集中在理工科專業(yè)，而女性則集中在文學、歷史學等人文社科專業(yè)；同時，理科和工科的女性比例低于50%，特別是工科專業(yè)的女性比例僅為28.89%。這一結果與西方相關研究結論一致：男性與女性專業(yè)獲得差異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男性更容易選擇理工科／STEM專業(yè)。
表1 男性女性在各專業(yè)的分布，以及各專業(yè)女性比例
男性在各專業(yè)的分布
女性在各專業(yè)的分布
各專業(yè)
女性比例
工學
48.64%
19.28%
28.89%
理學
5.75%
3.37%
40.45%
經(jīng)濟學
6.03%
9.76%
62.59%
管理學
16.44%
25.58%
61.47%
法學
5.41%
6.51%
55.31%
醫(yī)學
2.14%
3.99%
65.62%
農(nóng)學
1.17%
1.77%
60.81%
哲學
0.31%
0.38%
53.17%
教育學
2.33%
3.21%
58.34%
文學
11.56%
25.72%
75.24%
歷史學
0.23%
0.42%
65.03%
樣本量
289,576
296,848
數(shù)據(jù)來源：北京高校2005-2008年入學本科生注冊數(shù)據(jù)
是何原因導致了這種“男性集中于理工科、而女性集中于人文社科”的專業(yè)分布呢？
1. 一種解釋是男性在數(shù)學與邏輯思維等能力上優(yōu)于女性，因此男性更傾向于選擇、也更容易進入理工科專業(yè)。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在數(shù)學能力上并不存在先天劣勢；此外，即使控制了數(shù)學能力的差異，性別間專業(yè)選擇的差異也不能被完全解釋。
2. 與此互補的是心理學的解釋：女性往往對自己的數(shù)理能力的自信程度較低（即使控制了客觀數(shù)學成績差異）、對自己能夠勝任理工科專業(yè)職業(yè)路徑的自信程度較低、或認為理工科專業(yè)或職業(yè)路徑與其家庭和生活規(guī)劃不相符等。
3. 而社會學往往更強調制度化的性別規(guī)范：“男生天生比女生數(shù)學好”的刻板印象、“男性掙錢養(yǎng)家糊口、女性需要更好地平衡家庭與工作”的性別規(guī)范，都會阻止女性選擇理工科專業(yè)；而當理工科被打上“男性專業(yè)”的烙印、人文學科被打上“女性專業(yè)”的烙印后，人們更會為了更好地扮演社會角色，而做出維護自身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選擇。
女性、社科專業(yè)的大學生家庭背景要更好
雖然說理工科男生多而文科女生多的情況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發(fā)現(xiàn)，但是為什么說到女生就是“白富美”，說到男生就“鳳凰男”了呢？這可不是歧視男生，而是數(shù)據(jù)反映出來的客觀事實。從表2不難看出，在上大學人群里，女生的家庭出身通常要好于男生，且不論文科還是理科都是如此。女性大學生有更高比例來自北京本地，更低比例來自農(nóng)村，家庭收入更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家庭文化資本也更高。這一現(xiàn)象有可能是因為社會經(jīng)濟地位較高的家庭資源更為豐富，同時也更為認同男女平權價值觀；而相對的，在農(nóng)村地區(qū)，或者是父母的經(jīng)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男性偏好會使得家中的女兒不得不做出犧牲，而把上大學的寶貴機會讓給哥哥或弟弟 (Chu, Xie, & Yu, 2007)。
表2 男性和女性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對比，分文理科專業(yè)
理工科
專業(yè)
人文社
科專業(yè)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北京生源
0.205
0.279
0.312
0.361
入學前為城市戶口
0.662
0.718
0.731
0.788
家庭年收入對數(shù)
10.48
10.45
10.72
10.79
父親的受教育年限
12.56
13.12
12.93
13.59
母親的受教育年限
11.58
12.15
12.26
12.97
家庭文化資本
9.270
9.731
10.07
10.90
樣本量
1,674
674
782
1,513
如果我們分文理科來看的話，可以發(fā)現(xiàn)人文社科類專業(yè)的學生，無論男女，家庭背景都要明顯的好于理工科專業(yè)的學生。實際上，國外研究早就發(fā)現(xiàn)，父母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會影響到孩子的大學專業(yè)選擇 (Leppel, Williams, & Waldauer, 2001; Ma, 2009)。普通的家庭，特別是本身收入不高的家庭，會更注重大學教育的投入-產(chǎn)出率，因而都希望孩子能夠選擇那些職業(yè)路徑確定并且收入回報更高的專業(yè)，如計算機，工程，醫(yī)學，法律等。而“富爸爸”們卻似乎并不在意孩子所選擇專業(yè)的“收入潛力”，因為他們本身殷實的家底就足以讓子孫后代衣食無憂，實際上相當于為他們孩子更為“冒險”的人生選擇提供了一個緩沖區(qū)或保護網(wǎng)（筆者立刻想到了王健林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時曾“開玩笑”說：給兒子王思聰5億上當20次，干不好就回萬達上班）。因此，這些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憑自己的興趣去選擇文學，歷史，藝術這類看似“無用”的專業(yè)。例如，一位經(jīng)濟學教授Gregory Clark收集了過去15年中就讀劍橋大學的學生專業(yè)選擇的情況，并且將那些擁有稀有的、貴族化的姓氏的學生（代表他們較好的家庭出身）與其他擁有比較大眾化的姓氏的學生進行了對比。他發(fā)現(xiàn)，那些出身名門的學生更可能選擇古典文學和歷史專業(yè)，而最不可能選擇法律和經(jīng)濟學專業(yè)。
當然，由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高考制度，甚至文化習俗的差異，中國肯定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國情（比如像我們學社會學的并不是有錢任性，而是大多被調劑的）。但是，一個利用BCSPS數(shù)據(jù)的最新研究也同樣證實，社會經(jīng)濟地位高的家庭通?？梢蕴峁┙o子女更多的文化資本，從而使得他們在大學里更可能選擇文科類專業(yè)而不是強調功能性和回報率的STEM類專業(yè) (Hu & Wu, 2017)。
總結
以上這些研究或許可以從側面解釋為什么在當今中國的大學校園中，我們總是可以很直觀的感受到“學文多是白富美， 學理多是鳳凰男”的現(xiàn)象。這可能是性別專業(yè)隔離和家庭背景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男性選理科的比例大大超過女性；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好的學生相對而言更可能選擇文科。所以最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家庭背景較差的男生（“鳳凰男”）大多集中在收入回報高的理工科類專業(yè)，而家庭背景較好的女生（“白富美”）大多集中在人文社科類專業(yè)。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種大學生中女性家庭出身相較于男性的優(yōu)勢，對整個女性群體而言卻是一種劣勢，因為這代表了只有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更高的女性才有資格獲得與男性相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選擇性效應），而低社會經(jīng)濟地位家庭的女性，特別是那些出身農(nóng)村而飽受性別歧視的女性升入大學進而改變命運的機會將遠小于同等條件下的男性。
此外，大學專業(yè)的性別隔離將帶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等。由于理工科專業(yè)的大學生畢業(yè)后通常會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yè)，而理工科又被男性所主導，因此會直接導致在職場上男性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女性。并且，隨著工作年限的增加，理工專業(yè)男性往往能夠更快地晉升，獲得更高的收入和職業(yè)地位，加之女性不得不分更多的精力照顧家庭，使得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異進一步拉大。正如故事里的薛平貴一樣，那些當初毫不起眼甚至出身貧寒的理工男們可能在大學畢業(yè)后事業(yè)發(fā)展越來越好，“飛上枝頭做鳳凰”，而如果嫁給他們的白富美們依然流連在自己的安樂窩中固步自封不思進取，或許也只能像王寶釧一樣與薛平貴越行越遠。
“學文多是白富美，學理多是鳳凰男”的現(xiàn)象也讓我們意識到，即便是在“女性撐起（大）半邊天”的高校里，教育獲得的性別平等也未完全實現(xiàn)。我們當然很樂意看到大學校園里更多才華橫溢的白富美，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憂慮，“鳳凰女”們都到哪里去了？而專業(yè)性別隔離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素也很難被消除，因為其間混雜著一部分合理的性別分工，也因為專業(yè)選擇雖受性別規(guī)范的影響卻往往戴著“自我表達”的假面。這種混雜的狀況讓專業(yè)性別隔離中的不平等變得隱性化。
作者簡介
田冰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研究生
許多多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助理教授、高等研究院青年學人
參考文獻：
Charles, Maria, & Bradley, Karen. (2002). Equal but Separat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Sex Segreg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4), 573-599.
Chu, CY Cyrus, Xie, Yu, & Yu, Ruoh-rong. (2007).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2), 91-113.
DiPrete, Thomas A, & Buchmann, Claudia. (2013). The Rise of Women: The Growing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Gerber, Theodore P., & Cheung, Sin Yi. (2008).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m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99-318.
Hu, Anning, & Qian, Zhenchao. (2016). Doe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romote Educational Homogamy? Evidence from Married Couples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in Shanghai,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0, 148-162.
Hu, Anning, & Wu, Xiaogang. (2017). Science or Liberal Arts? Cultural Capital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in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n press.
Leppel, Karen, Williams, Mary L., & Waldauer, Charles. (2001). The Impact of Parental Occup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hoice of College Major.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2(4), 373-3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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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Yingyi. (2009).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s—Gender, Race/Ethnic, and Nativity Patter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2(2), 211-23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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